“小偷示众”凸显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博弈
因偷摘一些杨梅，就被捆绑示众，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这事发生在重庆来温州务工的两位女青年身上，整个过程持续3小时。（《温州都市报》5月30日）
两位女青年之所以会被“示众”，原因就是因为她们偷摘了一些杨梅，并且当在山上守候的村民发现要求她们赔偿200元时，而她们身上没带钱，就被捆绑起来了。村民的根据是今年村里在村口贴出了告示，严禁外来人员上山偷杨梅，违者将予以重罚。当然，该村也有一些村民和外来人员认为，出现偷摘杨梅的事情，应该以教育为主，适当罚款，随意捆绑示众是不可取的。
抓到小偷进行公开捆绑“示众”的做法在各地不绝于耳，去年现代快报就报道，12月3日清晨，江苏省扬州市区凯莱花园发生入室偷窃案件，小偷被抓后被小区保安绑着站在门口示众，保安称示众是应住户要求的，要让大家认识他，以便提高警惕，有些痛恨小偷的市民还认为示众方式好。
对“小偷示众”的做法，无疑是违法的，如果持续的时间长或情节恶劣的话，还可能构成非法拘禁罪。但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违法事件中，这种做法有的是得到所在基层组织的默许，有的是获得村民、市民的赞同。而且，即使认为示众做法不可取的村民，也认为可以对小偷“适当罚款”。然而，我们都清楚，罚款只能由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权限与程序进行，公民个人、企业和群众自治组织非经法律、法规或行政机关的授权是无权进行罚款的。
一味地指责这些村民或市民们的法律意识淡薄是无济于事的，其实，在相当多的村民或市民中是有着某种“法律意识”，只不过这种所谓“法律意识”不是由公共权力机关所颁布的法律的意识，而是一种所谓的“民间法”的法律意识。只要我们不抱国家法万能主义，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除了国家的法律在运行外，一种由农业文明沿续下来的乡规民约、习惯、道德伦理等等组成的“民间法”在事实上规范和调整着乡土社会的人们。国家法律在这块土地上与“民间法”处于一种拉锯式的状况，“民间法”在国家法律的空白处、缝隙处和抗争中顽强地生存。
具体到对“小偷示众”的事件中，便真切地反映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碰撞与博弈。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习惯对于小偷进行公开“示众”给予认同，以暴制暴在“民间法”中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然而，现代民主、文明的社会，高举保护人权的旗帜，惩制不法行为的权力收归于代表民意的公权力机关，国家法坚决反对用不法行为来对付不法行为。当然我们说，国家法并非一定要完全打压“民间法” 生存空间，在国家法的空白处，“民间法”可以找到生长之路，甚至有时国家法不得不作变通与修改，以适应乡土社会现实的需要，但在原则立场上，国家法律必须长驱直入，不容“民间法”喘气。对于“小偷示众”一类事件，国家法律必须管起来，该处罚的要处罚、该判刑的要判刑。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对于公民个人、企业和群众自治组织擅自罚款，抓到小偷随意公开“示众”等行为，“小偷们”基于道义上的谴责是不敢全力维权，而更令人感到遗憾地是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也表现出相当的宽容。除非造成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执法人员通常会以动机良好，对象本身就是违法之人并不处罚或进行给予极轻的处罚。其实，执法人员是以“民间法”的思维去执行国家的法律，如此一来，落后、愚味、野蛮的“民间法”又假执法人员之手得以生存并发扬光大。
因此，要改变诸如“小偷示众”一类的事件屡禁不止的现象，除了要大力普及国家法律知识，“送法下乡”外。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这场国家法与落后、愚味、野蛮的“民间法”的碰撞、博弈与对话中，要严格执法，以实际行动全力以赴维护国家法的尊严，让国家法律能在民众心目中真正生根、发芽。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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