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声音，真的让人一时间蒙了很久，我们的国家应当是法律的国家，而不是人治的国家。
为什么说是法律的国家而不是人治的国家呢？十七世纪英国政治法律思想家哈林顿认为，政府的原则可以分成两面，外在的和内在的原则。一是外表的或财富的面，外表或财富是产生政府权利物质条件，人依靠财富不像其他东西那样是出于选择的，而是出于生活必需，同样的，国家也必须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之上，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基于此，哈林顿以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为标准，将国家政体分为三种，他认为，财产是政权的基础，财产的分配方式或地产的分配比例不同就产生不同的政权，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土地或者大部分土地归一人所有，那么这样的国家就是极权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果少数人或一个贵族阶级或贵族成为地主，这样的国家就是混合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果全体人民都是地主，那么就是一个共和国。要维系共和国，就必须以法律保障它赖以建立的这种基础，由此，确定和遵守土地法是政权稳固的关键。
另一面的原则是权威：在哈林顿看来，一个好的政府不仅需要外在的原则——建立在财权基础上的权利，而且也需要内在的原则——以心灵的各种素养为基础的权威，此处的“心灵的素养”主要是指“从私人利益的泥潭里跳出来”的美德。
完美的政府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原则，因为财富为政府的统治建立了坚固的物质基础、为政府统治提供了物质保障；而心灵的素质则能使政府的人们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和权威，使人们从内心真正地爱戴它和服从它。光天化日之下的祸患是由于掌权的人，由于那些排斥珍贵美德和美德对政府的影响——“权威”而导致的。可见，外在和内在两者在完美政府中是缺一不可的，也正如哈林顿陈赞的那样：能够把心灵的素养和财富的有利条件在政府里结合起来的立法者，就最接近上帝的业绩。哈林顿认为法律作为一种理智或者智慧，是政府美德的具体体现，政府正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可以说法律是国家的美德、法律使国家的灵魂，法律使得国家治理具有权威性，从这一原则出发，哈林顿心中完美的共和国也应该是“法律的王国”。 更进一步说，哈林顿理想中，执政官在公布典章制度时表明了两个大字——自由，自由是共和国的价值追求，要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必须依赖于法律。如果一个人的自由存在于他的理智王国中，那么缺乏理智便会使他成为情欲的奴隶。由此可见，一个共和国的自由存在于法律的王国之中，缺乏法律便会使它遭受暴君的恶政。在哈林顿看来，共和国的财权的保障、权威的产生和维系以及自由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法律，因此“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
在古希腊美丽迷人的爱琴海畔，智者柏拉图为人类勾勒了他心中的理想国；斗转星移，事隔两千多年以后，在有“海上贵妇”之称的英国，哈林顿为人们描绘了他的理想图景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法律的共和国而不是人的王国，同时又具有像上帝一样设计出来的最得天独厚的，是天地间最幸运的国家，它那永远五谷丰登的原野不会被冰雪所封，也不会有赤日流浆的时候。几经周折哈林顿终于在1653年秋发表了他的专著《大洋国》，此书以政治小说的形式阐述了他的共和制思想及历史根据，称得上是他为当时的英国提出的一部宪法草案，一部在他看来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
“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这一脍炙人口的命题出于此书，既反映了哈林顿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共和国与治世之道的景仰，也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等法治主义先驱的思想对他的熏陶。哈林顿推崇亚里士多德等前任的观点，认为自古以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一种是根据“法律或古代经纶之道”定义的“在共同的权利和共同的利益基础上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保存”的政府，这是“法律的王国”；另一种是“根据事实或近代经纶之道”定义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使一个国家隶属属于自己，并按照他或他们的私利来进行统治”的政府，这就是“人的王国”。
“法律共和国”而不是“人的王国”也即指向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国家。哈林顿在《大洋国》中也关注了“怎样才能使共和国成为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这一重要问题。哈林顿认为，由于共和国中进行辩论和决定的是人，这一问题也既是：怎样才能保证一个共和国的辩论和决议是根据理智作出的？在他看来理智可以说是利益，共和国的辩论的决议应该是根据人民的利益作出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建立一种“能迫使这个人或那个人放弃自身特殊的打算，而从共同的福利或利益的角度来打算”的法令，这种法令的建立与实现，则依赖与良好的共和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良好的政府有赖于良好法律的塑造，而良好的法律又导源于良好的政府。”什么样的共和国才是良好的共和国呢？哈林顿以两个姑娘分一块饼为例说，国家的奥秘在于均分和选择，一个良好的共和国在结构上，根据均分和选择的常理，应分为立法、执法、监督三个机构，同时，一个良好的共和国还必须始终贯穿均势平等原则，包括上述的物质基础或产权平等，只有这样的共和国才是良好的、平等的共和国，才能使共和国成为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
“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这一命题就像法治长河中一颗摧残的明珠，经历了三百多年岁月的洗涤，依然散发出 光彩。当然，不可否认，这一命题是哈林顿为当时的应该资产阶级设计的治国之道，提出之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力图保持资产阶级从人民手中篡夺的革命果实，带有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剥离它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外延，它以法律为纲、奉行法律至上、推崇法治、反对人治的合法内核，无疑对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正是这一被历史和实践考验了的法治精髓使它传送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