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亮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 金颖晔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技术侦查/刑事侦查措施/职务犯罪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职务犯罪越来越趋于专业化、智能化、现代化，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已难以适应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需求，而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职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因而，我国应根据目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侦查工作的状况，完善法律规定，明确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同时注意保护人权与防止权力滥用。
技术侦查措施（亦称秘密侦查措施）是刑事侦查措施的一种，是指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据国家赋予的特殊侦查权力，运用各种专门的技术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力量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专门、特殊的侦查手段。包括跟踪监视、密搜密取、秘密辨认、刑事特勤、化装侦查、窃听、邮件检查、密拍密录等。目前，职务犯罪活动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有组织化等态势。但是，作为担负反腐败查办职务犯罪重要职责的检察机关，却因侦查手段的单一、落后，而难以适应侦查此类犯罪的需要。因此，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当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并完善技术侦查的制度构建，以提升侦查破案能力，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一、我国职务犯罪侦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必要性
（一）职务犯罪案件的新特点决定了需要技术侦查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诱导腐败的因素大量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这种扩张力和抑制力的相互作用下，职务犯罪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职务犯罪行为更具隐蔽性，职务犯罪手段更显多样化、专业化、智能化，跨区域、跨国（境）职务犯罪日趋增多，信息社会职务犯罪反侦查力更强等。面临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特点，检察机关的侦查手段如仍安于现状、墨守陈规，侦查方式如仍停留在“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而没有新的突破和提高，是无法担当起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反腐败职责的。因此，在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现代化的职务犯罪面前，职务犯罪的侦查亟需运用技术侦查手段，以提高侦查能力，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需要。
（二）从传统侦查模式走向现代侦查模式是适应新《律师法》的需要
司法实践中，受“口供中心主义”的影响，职务犯罪侦查通常实行的是“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即首先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再以口供为中心向外辐射，进一步获取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其他证据。[1]然而，随着《律师法》的修改，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权利越来越大，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保护途径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对“口供中心主义”的传统侦查模式的运用将会举步维艰，从而失去其应有的效果。因此，必须从传统侦查模式走向现代侦查模式。
（三）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是转变职务犯罪侦查方式的需要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多数依靠“由供到证”的传统侦查模式，办案人员能收集到的证据主要来自犯罪嫌疑人或行贿人员的供述。从工作效率、司法资源和社会效果等方面来看，这样的侦查模式不仅让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处于被动位置，一旦侦查活动陷入困境，甚至还会引发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的产生。因此，针对职务犯罪，从“由供到证”的侦查方式转换为“由证到供”的侦查方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作为直接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检察机关，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等一系列制度。
二、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的适用现状
（一）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尚无有效的法律规定
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有技术侦查的决定权和实施权，而对于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于《国家安全法》中规定的技术侦查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技术侦查针对的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而职务犯罪案件一般不属于这两类犯罪，因而这实际上已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技术侦查决定权和实施权排除在外。
（二）检察机关往往通过借用其他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来侦查职务犯罪
在实践中，检察机关侦查犯罪需要技术侦查时，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而不能自行实施，只能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由公安或者国家安全机关协助实施，也即检察机关可以借用其他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从实践中看，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弊端。
一是使用不够规范。由于一直是借用，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也就没有进行制度建设，例如没有进一步明确可以使用技术侦查的案件具体范围、审批的具体程序，这样就会导致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不规范。
二是启动程序复杂。检察机关因侦查职务犯罪需要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时，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后，再由公安或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协助，而法律并无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必须予以及时配合支持，由此导致启动程序的复杂。
三是不利于保密。技术侦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秘密性，而实践中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往往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由此势必不利于案情的保密，尤其当检察机关侦查的对象为公安人员时更是如此。[2]
（三）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将技术侦查获得的材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或证人证言，而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案件缺乏其他物证的情况下，证据就显得很单薄，难以适应打击、控制犯罪的需要。就证据的收集角度来看，常规侦查措施手段往往是回应型的，即一般在犯罪活动实施完成，犯罪后果基本形成后才实施。此时常规侦查手段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证据，以便对犯罪事实进行回溯性认识再现。但如前所述，随着犯罪人反侦查技能的提高，现场物证的发现率、提取率和利用率往往非常低，尤其是在那些“一对一”案件、无被害人案件中，取证难度更是不断加大，从而制约了侦查工作的打击犯罪效果。[3]
三、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制度构建
（一）限定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
检察机关承担着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也应当由立法授权成为技术侦查权的行使主体，这是检察机关打击贪污、贿赂等隐秘性犯罪的客观要求，也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同时也与国外立法通例相一致，即无论是否属检警一体的机制，只要有侦查职能，就同样赋予技术侦查权。笔者以为，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统一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其他依法具有侦查权的机关都是技术侦查权的主体，必要时都可以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侦查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