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办法


1990年1月16日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6月18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办法（修正案）》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4年9月24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9年3月27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办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12年7月27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驯养繁殖、开发利用、科学研究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实施办法。

　　第三条本实施办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国家和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以外的其它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适用渔业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条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依法进行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和其它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义务，对侵占或者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在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驯养繁殖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有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六条县级以上（含县，下同）人民政府应当把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每五年至少组织一次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建立资源档案。

　　第七条省林业厅、省水利厅是省人民政府的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省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工作；县级以上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陆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与工作任务相适应的管理机构或专管人员。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和渔政检查人员，是水生野生动物的管理机构和专管人员。

　　第八条保护管理野生动物资源所需经费，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经费中列支，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基金制度。

　　第二章野生动物保护

　　第九条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按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执行；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按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执行。

　　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报国务院备案；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名录，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公布，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条每年十月为四川省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每年四月的第一周为四川省爱鸟周。

　　每年三、四、五、六、七月为全省禁猎期，但经国家批准的狩猎场除外。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采取生物和工程技术措施，改善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环境和食物条件。

　　单位和个人对伤病、受困、搁浅、迷途的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尽力救护，并及时报告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禁止污染野生动物生息环境；禁止破坏野生动物巢、穴、洞、索饵场和洄游通道；禁止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使用有毒有害药物。

　　第十三条省人民政府应在珍稀或有特殊保护价值的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地区和水域划定自然保护区。在野生动物资源遭受严重破坏或资源贫乏的地区，由县级人民政府划定限期性的禁止猎捕区。分布零散的珍稀野生动物，由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明令保护。

　　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和用途，未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不得改变。

　　在自然保护区内禁止采伐、猎捕、垦荒、开矿。

　　第十四条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集中分布区，应逐级建立保护管理责任制。具体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大熊猫、鲟鱼主要生息繁衍场所所在县，对大熊猫、鲟鱼的保护管理实行县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

　　第十五条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其它损失的，应给予补偿。补偿经费由省、市、州、县人民政府承担。具体补偿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章猎捕管理

　　第十六条禁止捕杀、采集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含卵）。因科学研究、养殖、展览、交换、赠送或其它特殊情况，需要捕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二级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经市、州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向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

　　第十七条猎捕国家和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向市、州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猎捕证。猎捕证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印制。

　　猎捕动物种类和年度猎捕量限额，由省陆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下达，不得超过。猎捕证每年验证一次，对不按照猎捕证规定猎捕的应注销猎捕证。

　　第十八条猎捕者应按批准的种类、数量、场所、期限、工具、方法进行猎捕。严禁非法猎捕。

　　第十九条禁止使用军用武器、小口径步枪、汽枪、毒药、炸药、地弓、地枪、铁夹、猪套、鸟网、陷井、火攻等工具和方法进行猎捕。因特殊需要使用猎套、鸟网、陷井捕捉的，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误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应立即放回原生息场所；误伤的应及时救护，并报告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严禁猎捕、买卖国家和省保护的益鸟。

　　在城市、工矿、乡镇、村院等人口聚居区，禁止捕捉、猎杀鸟类，采集鸟卵，捣毁鸟巢。

　　第二十二条外国人在四川省境内对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标本采集或者在野外拍摄电影、录像的，必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外国人需要携带、邮寄或以其它方式将野生动物标本及其衍生物运出国（边）境的，必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章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管理

　　第二十三条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区、饲养场、驯养繁殖场、科学研究单位和动物园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四条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须按下列规定申请领取驯养繁殖许可证：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属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由市、州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国家和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由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市、州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停止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应向批准机关申请注销驯养繁殖许可证，按规定妥善处理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

　　第二十五条驯养繁殖许可证每年十二月验证一次。从事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单位不得收购无证猎捕的野生动物。

　　第二十六条禁止非法出售、收购、利用、加工、转让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因科学研究、养殖、展览、交换、赠送和其它特殊情况，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加工、转让的，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批准；属国家二级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须经市、州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国有和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由市、州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七条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收购单位出售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第二十八条运输、邮寄和携带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必须办理准运证。出县境的准运证，由所在市、州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出省境的，由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出国（边）境的，必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运输野生动物不得超越准运证规定的种类、数量、期限和起止地点。活体野生动物的运输及装货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和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设立的木材检查站对非法运输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有权制止，并及时移送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它行政管理部门在依法监督管理中挡获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及时交给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处理。

　　第五章罚则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实施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处罚。需要处以罚款的，陆生野生动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的标准执行，水生野生动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的标准执行：

　　（一）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二）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三）未取得猎捕证或者未按猎捕证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四）未取得持枪证持枪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五）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破坏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的；

　　（六）出售、收购、运输、携带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

　　（七）伪造、倒卖、转让特许猎捕证、猎捕证、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

　　（八）非法进出口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实施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陆生野生动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的规定处罚，水生野生动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的规定处罚：

　　（一）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破坏非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的；

　　（二）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超越驯养繁殖许可证规定范围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实施办法的规定，非法捕杀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以相当于猎获物价值8倍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8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实施办法的规定，外国人未经批准在四川境内对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标本采集或者在野外拍摄电影、录像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考察、拍摄的资料以及所获标本，可并处4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实施办法的规定，误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不立即放回原生息场所，或者误伤国家和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不及时救护与报告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纠正，可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实施办法的规定，猎捕、买卖国家和省保护的益鸟，或者在人口聚居区捕捉猎杀鸟类、采集鸟卵、捣毁鸟巢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猎获物及其猎捕工具，可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没收猎捕工具，可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实施办法的规定，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超越驯养繁殖许可证规定范围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外的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没收野生动物、吊销驯养繁殖许可证。

　　违反本实施办法的规定，收购无证猎捕的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吊销驯养繁殖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实施办法的规定，出售、收购、运输、携带非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追缴2至5倍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可以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5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实施办法的规定，加工、利用、转让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或者邮寄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产品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实施办法的规定，超越准运证规定的种类、数量、期限运输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无证运输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行为处罚。

　　第四十条本实施办法规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可以由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行使。

　　第四十一条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决定的行政处罚，必须出具处罚决定书；罚款、没收实物或违法所得，必须出具财务专用收据。罚没款一律交同级财政。

　　依法追缴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必须全部用于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第四十二条超过控制指标发放的猎捕证或者越权发放的猎捕证无效，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要负责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实施办法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对工商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不服的，分别依照工商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办理。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六条本实施办法有关用语的含义：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由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所列的野生动物和从国外引进的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

　　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由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所列的野生动物和从国外引进的其它野生动物。

　　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是指由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所列的野生动物。

　　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是指由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四川省保护的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所列的野生动物。

　　经营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包括出售、收购、利用、加工、转让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外省进入四川省境内的野生动物，属于原产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可以视为四川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适用本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属于原产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陆生野生动物可以视为四川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适用本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水生野生动物可以视为天然水域的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适用渔业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八条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据本实施办法的原则，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实施。

　　第四十九条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圈资运动”引发中国“商人盛世”

李华振 武奎元


本文原载全国工商联合总会刊物《中国商人》2004年2、3期合刊




就在不久前，金融大鳄索罗斯以其独特的眼光和商海经历，对西方商界做了一个不乐观的断言：“盛宴早已结束，而人们仍在跳舞。”但在东方，对于肩负着“新市场经济”兴衰成败之重任的中国商人阶层来说，由于“新圈资运动”的施行，精彩的盛宴才开席，诱人的舞曲刚刚响起，中国的“商人盛世”之伟大时代即将开元……
经济遭遇瓶颈，中国急需新圈资运动
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瓶颈！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灾情严重，但中国经济咬牙保持住了坚挺。乐观的国际观察家预言中国经济将在21世纪初继续高速增长，一切似乎都将继续阳光灿烂下去。但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市场经济突然“状态不佳”起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短期明显好转的可能不大。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主体，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但现状却是：“排头兵”的头抬不起来了，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成了“病力军”。
中国这次市场经济瓶颈的根本“症状”是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而在这个“症状（标）”的背后，其“病因（本）”则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不够发达完善，以中产群体为核心的商人阶层的力量不够强大。
由于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从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所以，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于一点，即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传统之固疾仍然没能得到完善的解决。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科斯定理能合理地解释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现象。在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大多数上市公司里，不仅经理是“被雇佣者”，连本应由所有者担当的董事、监事也绝大多数是“不具有所有人身份的被雇佣者”！他们都被国家雇佣——且不同于西方的“市场化雇佣”，而是一种掺杂了浓厚的非市场化因素的“特权式雇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所有者（即国家）的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明白了中国这次经济瓶颈的成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这次经济瓶颈？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史。史学家指出，近代西方经济文明的孵化器是当年的“圈地运动”，当时，新兴的生产力急需以某种方式来迅速进行资本积聚，因为只有比较集中的规模化的资本才能完成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大工业生产，靠分散的资金根本难以担当这一重任。“圈地运动”就是应当时的历史大势而生的，是克服当时英国市场经济瓶颈的必须之举。虽然它在我们的传统历史教课书中被描绘为“吃人的圈地运动”，但就象《英雄》中的那句哲言所说“一个人的痛苦放到天下去看，就不再是痛苦”，任何一个高级文明在起步时都可能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完美。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要想以更快的、更常态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而市场经济必须要求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中国目前所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打开电视，在珠三角和江浙地区的电视频道里看到“发挥带头作用，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做出贡献”的公益广告时，不必再感到丝毫的惊诧和不解。
不管是从历史经验上看还是从现实需要上看，中国的市场经济要想克服这次瓶颈、继续以更快更健康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进行一场类似于“圈地运动”的“圈资运动”，促进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注意：本文所讨论的“圈地运动”和“圈资运动”都是从经济的角度而言的，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概念，不含褒贬之主观评价色彩。这主要是一个经济规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骗钱、套利”不是同一个范畴。）
就象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土地”和“国企”都是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经济要素，能用金钱来衡量。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大量的国有企业资源通过经济及法律上的技巧性操作转移到商人阶层手中，实质上与大片大片的土地集中到商人阶层手中一样，都是为市场经济扫清路障。市场经济要求“圈土地”还是“圈企业”，这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当时英国市场经济的瓶颈主要是缺乏最基本的大工业生产要素（即土地），所以它就只能是圈“地”运动，想圈其它的更高级的生产要素也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其它更高级的生产要素。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瓶颈不再是土地（至少不主要是土地），也不是企业，因为国企的数量并不少，而是缺乏民营企业和商人阶层，所以，中国目前的“圈资运动”只能是圈“企业（国企）”，而不是圈“土地”。与“圈地运动”相比，“圈资运动”是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新圈资运动引发中国的“商人盛世”
关于商人，在古代的自然经济里，被贬为“无商不JIAN（奸）”；但自从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它已经变成了“无商不JIAN（坚）”——现代社会如果缺了商人，就难以坚实长久，最有力的例证是前苏联，它虽然曾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但由于它实行的并不是市场经济，商人阶层几乎不存在，所以，到头来，它无法象美国一样“因商而坚”，未到百年，就已经隐入了黑皮史书里。
如上文所析，中国要想培育出强大的商人阶层，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行“新圈资运动”。但中国今天的情况与英国圈地运动时的社会环境有了极大不同：英国当时进行圈地运动可以牺牲社会中下层的利益，但中国现在处于“人权时代”，尤其是社会主义之理念更不允许出现类似英国圈地运动时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聚”。那么，中国该选择何种更文明、更有效的方式来完成“新圈资运动”？
基于这种考虑，“对国企进行MBO改革”就成了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MBO的英文是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即民有化，与国有化相对应），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经营者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正因如此，MBO一出现，就深受业界欢迎，被誉为“治疗国企之病的实用良方”，它使国企的“民有化改造”由空想变为实践。
“商人盛世”推动新市场经济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正式挂牌，财政部负责有资产管理事务的国有资产评估处业已撤消，其有关职能移交给新成立的国资委。至此，财政部不再直接管理国有资产，为“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进一步改革做好了预热和铺垫。与此同时，《国有资产法》的起草工作也已接近尾声，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一切都预示着目前近10万亿的国有资产将面临一场新的变革。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出现更大规模的“商人阶层”就成为必然之势。商人阶层将会大大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即“新市场经济时代”。
何为“新市场经济”？它是与“老市场经济”（即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建立在严格私有化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相对而言的。“老市场经济”认为一国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必须先进行完全的、彻底的、实在的私有化改造，否则，将无法建成市场经济。所以，当中国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前称为商品经济）”时，国际评论预言中国要么步前苏前东欧后尘，要么根本建不成市场经济。因为在西方的产权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发祥于以鲜明的“产权私有化”为特征的西方，它的“基因”就是私有制，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二者无法嫁接成功。
但中国的经济实践打破了以上断言。中国经济奇迹成为继日本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之后的亚洲、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亮点。有外电评论说，1921—1949年，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马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复兴的第一次创举。（注：外电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十分适于中国”，是指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具备起码的工人阶级力量。）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复兴的第二次创举。
在看到中国“新市场经济”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更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市场经济目前面临着“瓶颈”的考验。许多人不明白：既然中国的新市场经济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为什么目前还遭遇“瓶颈”？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新市场经济是介于“两端”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体”，这两端就是：A端为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有制，B端为严格意义上的老市场经济私有制。中国的新市场经济是从A端出发的，当它从A端出发之后，生产力开始摆脱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有制的束缚，打个形象的比喻，它就象一个被围困被压抑已久的大河，一旦开闸，立即就把蓄积多年的能量和潜力发挥了出来，奔腾向前，蔚为壮观，这就出现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奇迹。但当这条大河往前奔流了20多年后，原来的潜能已经用尽，就面临着河床堵塞、河堤泄水等等新问题，此时应该分析这些新问题、采取新对策，而不能再死守旧经验，固执地认为新市场经济可以一劳永逸、一直向前、一往奔腾。新市场经济也要不断地完善，才能长葆其“新”和“健”。
如果把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国有视为一种“典型国有”，那么，中国现在的国有则可以相应地称之为“后国有时代”。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大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一样，既前后脉承、又有显著不同。现在正热炒的国企MBO改革，实际上并不是独立的经济现象，只不过是整个“新圈资运动”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种方法、一条途径。“新圈资运动”的成功，将把中国的“后国有时代”进一步推向高潮。由此所产生的更强大的商人阶层，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新市场经济克服目前的瓶颈，继续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