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红楼一梦，曹雪芹塑造了多少惊才绝艳的女子，最终都逃不过“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结局。在金陵十二钗里，有两个人，个性不同，风骨各异，却有着同样的身世，同样的孤苦伶仃，那便是林黛玉和史湘云，幼失怙恃，藐然一身。在传统中国社会，对未嫁女而言，幼丧所亲，等于是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倘若不能从父母的遗产中得到供养，便只有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地生活。

　　林黛玉：漂泊亦如人命薄

　　若说《红楼梦》里最悲婉的女子莫过于林黛玉，她的言行举止中总是透露着悲戚与哀伤。在贾府的生活虽能给她带来富足的物质享受，却不能排解她对自身漂泊无依的伤怀之情。同是在贾府生活的外戚，林黛玉与薛宝钗，却自不能比。

　　薛宝钗，虽是幼年丧父，但家中有百万之富，又领着内帑钱粮，而薛母是现任京营节度使之妹；虽说是借住在贾府，却绝无投靠之意，薛母甚至还特地嘱咐王夫人“一应日费供给一概免却”。

　　反观林黛玉，从进贾府之日起便谨言慎行。林黛玉，贾敏与林如海之女，贾母的亲外孙女。她父亲林如海，列侯世家的嫡子，自身也是前科探花，已升至兰台寺大夫，又被钦点为巡盐御史，能与贾家结亲，虽可能比不得薛家“珍珠如土金如铁”，但好歹也是“书香之族”“钟鼎之家”。而且林如海幼子早夭后便再无子，生得黛玉一女，爱如珍宝，而林家又支庶不盛，自然没有伯叔与黛玉争夺家产，林如海虽有几房姬妾，但到底比不得黛玉的亲女地位。

　　林如海身故之后，书中只提到黛玉带回了许多“书籍”和“纸笔”，对林如海的家产却并未述及。当宝钗送燕窝给黛玉时，黛玉也曾提到她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都是仰仗着贾府，比不得薛家“不沾他们一文半个”。从这可见黛玉是并未得到林如海的遗产的。

　　史湘云：富贵又何为

　　观之史湘云，《红楼梦》里难得豪爽开朗的女子，却也是身世可怜之人。《红楼梦》中对史湘云的身世所述不多，只提到湘云是随叔父保龄侯史鼐生活，又说她是“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可知史湘云虽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但父母早亡，被寄养在叔叔家，似也没有亲生兄弟扶持。

　　然“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红楼梦》中借宝钗之口说出了史湘云在叔叔家的生活状况，湘云在家里竟是“一点儿做不得主”，史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都是她们自己动手，而且史湘云从家中领到的月用“一个月统共那几吊钱”，还不够使，连办诗社作个东都是不够的。

　　史湘云作为“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的金陵史家的小姐，只能依靠着叔父生活，而且在家中是备受欺辱的。金陵史家是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史湘云的叔父既袭“保龄侯”的爵位，应当是史家嫡系嫡子，而史湘云又深受贾母的疼爱，应当也是史家嫡系所出的小姐，而非旁支。但史湘云也是一无所有地被寄养在叔父家中，并无家财，可见史湘云也未能从亡父处获得遗产。

　　古代女子继承权的弱化

　　无论是林黛玉还是史湘云，都未能从亡父处继承到遗产，而只能寄人篱下地生活。这是否说明在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女儿对父亲的遗产并不享有继承权，抑或是其他因素阻碍了她们继承父亲的遗产？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父系宗法制社会。在父系社会里，社会权力和主要生产生活资源的传承是以男系传承为核心的，这就使得男性而不是女性成为传承的核心。在这样的社会里，男子的继承权利必然得到突现。为了确保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能优先保障自己子嗣的生存，“父子一体”的思想观念使得“父死子继”的传承系统成为主导。与儿子相比，女儿并不是天然的父祖财产的继承人。

　　在宗法制社会中，财产不仅仅是单一的家庭财产，同时被视为是家族的财产。宗法制的传统力图使所有的财产都在族内流转，对于女子来说，未出嫁时宗族从父，出嫁后宗族从夫，出嫁使女子生活的中心由本宗移转到夫宗，为防止财产外流，只能削弱甚至剥夺其对于本宗财产享有的权利，包括对其父祖财产继承的权利。

　　但无论传统中国社会的父系传承观念和宗法观念多么强大，它仍然不能战胜人的天性，即渴望将自己创造的财富留给亲生子女。只有子女才可能成为个人生命的延续，在重视血缘关系的中国社会，这种观念尤甚。女儿是父亲血缘的传承，相较于宗亲，女儿虽然在宗族体系下与父亲的关系较远，但不可否认的是生物属性下女儿与父亲有着天然的紧密的血统联系。这使得女儿的继承权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

　　一般情况下，父亲亡故后，如果有子嗣的话则由其继承父祖的遗产，如果没有子嗣，则由寡妻继承他的财产。汉初已有户绝时，女儿有继承权的规定；唐朝，已明确规定对于户绝财产，在变卖财产后扣除丧葬费用所余的财产，由其女继承，无女则由其近亲继承。曹雪芹所生活的清代沿袭前朝，同样规定了女儿对户绝财产的继承权。

　　清代妇女的法定继承权

　　《大清律例》“卑幼私擅用财”下的例文规定“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详明上司，酌拨充公。”

　　所谓户绝，并不是一个事实概念，而是和继承制度相关的，是指一户中已不存在男性继承人。《大清律例》“立嫡子违法”下的例文便规定“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因此户绝的概念并不适用于兄弟数人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而仅适用于这样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父亲已经与他的兄弟分家并独立门户，而父亲和母亲已去世，且没有男性继承人。

　　这里的男性继承人并不仅仅是指亲生子嗣，而是指所有的可继承宗祧之人，也即是继嗣者。

　　清代沿袭明代，同样规定了立嗣制度。“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而亲女只有在“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时才能继承户绝财产。若无亲子，户绝家庭的女儿也仅能在没有合适的嗣子的情况下才享有继承权，若立有嗣子，亲女是不能和嗣子一起继承财产的。当然这都是就法定继承而言，如果被继承人立有遗嘱，自另当别论。

　　林如海并无亲子，《红楼梦》中也未提及他立有嗣子，林黛玉的母亲早已亡故，林如海虽有几房姬妾，但姬妾的地位不比正妻，对夫的遗产一般没有法定继承权。林如海也无甚亲支嫡派，他并不是和父祖兄弟共同生活，那么林如海身故之后，林家便是户绝之家了，林黛玉作为他的亲女理应继承其全部遗产。但《红楼梦》中却并未提及林家家产的去处。有人推测，贾琏与黛玉同去扬州奔丧，林如海的丧事基本由贾琏操持，其家产很可能是被贾琏夺去了。

　　对于史湘云，书中对其身世交待的并不清楚。倘若史湘云的父亲是在分家之前去世的或者说史家并未分家，那么受同居共财思想的影响，“父母在，无私财”，其个人财产基本上被家庭财产所吸收，如果没有分家，便很难说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财产。而分家时，只有“子男”才能分得家产，史湘云并不能获得分产，至多是在其出嫁之时能从本宗获得一份妆奁而已。但倘若史湘云的父亲是在分家之后去世的，书中并未提到史湘云有亲兄弟，也未提到她父亲有嗣子，那么史湘云的父母身故之后，她作为户绝之家的女儿是应当继承遗产的。

　　至近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中国妇女从原本附属于男子的社会地位中得到解放，开始拥有独立完整的个人人格，妇女的法定继承权也开始得到法律的重视和保障。目前，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女性已经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法定继承地位。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周勤丽、刘巽坡申诉案的请示的复函

1989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8）沪高民申字第71号《关于周勤丽、刘巽坡申诉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认为，刘聘三1964年8月所立“聘三赠与手续”既不能确定为赠与，也不能确定为遗嘱，该案以依法定继承处理较为合适。据此，我们倾向于维持原判。

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周勤丽、刘巽坡申诉案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88）沪高民申字第71号
最高人民法院：
周勤丽、刘巽坡、刘碧城对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83）沪中民字第63号继承案的判决不服，通过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向我院提出申诉，鉴于本案政策性较强和周勤丽在旅法华人中有一定影响。特报告请示。
申诉人（原审被告）周勤丽，女，56岁，法国籍人，现住法国巴黎。
申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巽坡，男，36岁，法国籍人，现住法国巴黎。
申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碧城，女，34岁，法国籍人，现住法国巴黎。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有照，男，62岁，美国籍人，现住美国密西根州。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有筠，女，69岁，浙江省镇海县人，现住本市吴江路61弄20号。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有娟，女，67岁，英国籍人，现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有鞠，男，59岁，美国籍人，现住美国伊利诺斯州。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有明，女，58岁，美国籍人，现住美国德克萨斯州。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有燮，男，56岁，美国籍人，现住美国纽约市。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有芬，女，53岁，巴西国籍人，现住巴西Ｒ．Ｓ省。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刘有睿，男，49岁，美国籍人，现住巴西Ｒ．Ｓ省。
上列被申诉人与申诉人周勤丽的丈夫刘有煌系兄弟姊妹。申诉人刘巽坡、刘碧城是刘有煌与周勤丽的子女，被申诉人之父刘聘三、母张素贞先后于1974年、1970年死亡。
周丽勤于1979年在上海领取了包括刘聘三名下的抄家财产发还款计人民币20余万元，被申诉人一方遂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提供“聘三赠与”书，认为这笔落实政策款都是父亲刘聘三的遗产，要求周勤丽交出领取的人民币200377元及字画53幅，按父“赠与书”继承。周勤丽则认为，落实政策发还的财产中存款、珠宝、金银饰品和部分生活用品折价款是刘有煌和她本人的财产，不能作为刘聘三的遗产处理。
查明：被申诉人的父亲刘聘三是前上海劝工银行总经理，1950年去香港，将留在上海和浙江镇海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委托长子刘有煌代管，刘聘三的其他8个子女同去香港或国外。1956年对私改造，刘聘三在本市吴江路61弄19号房屋，当时由其侄和刘有筠子女居住；同弄20号房屋，当时由刘有煌夫妇及子女居住。除这两幢楼房没有合营外，同弄其余15幢房屋都被改造。1962年刘有煌去香港，不久猝死。1964年8月，刘聘三在香港召集8个子女和周勤丽，立下“聘三赠与手续”书。将上述两幢未改造的房屋分别赠与刘有筠和刘巽坡，浙江镇海贵驷桥私房分别赠与刘有照、刘有燮、刘有睿、刘巽坡；其余已经改造的房屋和已被没收的土地也分别赠与9个子女名下，写明“万一有物归原主之一日，决照以下方法分别赠与余之各儿女孙”，如“不能收回，各听幸运，不得争执，亦不得要求补偿”；还处分了一些股票、存款、首饰及生活用品等。当时各子女签名表示受赠，周勤丽代受赠继承人刘巽坡签名。嗣后，各当事人均无提出异议。
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刘聘三在1964年立的分家书，把已经社会主义改造的房屋、股权及已收归国有的土地仍作为自己的财产，预分给各子女，是不合法的，因此分赠书全部无效，属于刘聘三名下的其他财产按法定继承处理，包括吴江路61弄19号、20号房屋、浙江省镇海的房屋以及刘聘三户名的存款由各继承人共同继承。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1988年3月，周勤丽、刘巽坡提出申诉，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分赠书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刘聘三早已将吴江路61弄20号房屋赠与刘巽坡，要求按刘聘三分赠书将此房屋产权判归自己。
对于刘聘三所立赠与书的效力问题，我院审判委员会有两种意见，多数同志认为：1964年8月刘聘三所立的分赠书，其中对已经社会主义改造和收归国有的财产进行处分，是非法的，无效的；但对仍属刘聘三所有的财产作出赠与的处分并为受赠人接受，应确认为有效，且系争本市吴江路61弄19号、20号房屋在赠与时已为受赠人或其亲属占有使用，双方当事人对受赠的事实并无异议。据此，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刘聘三的分赠书全部无效，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应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进行再审。少数同志认为：分赠书预分了已经社会主义改造的房地产是违法的，对这种分赠书很难确定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如果在判决书中予以确认，会在海外引起对我国对私改造的政策的不良反应，倾向于维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申诉。
应当如何正确认定分赠书的效力，请予批示。
1988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