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安徽省家畜家禽防疫办法》的通知
省人民政府




现将《安徽省家畜家禽防疫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消灭家畜家禽传染病，保护畜牧业生产和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家畜家禽防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人民政府农牧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畜禽防检工作。地、市、县农牧主管部门主管本地区的畜禽防检工作。
县以上（含县、下同）农牧主管部门所属防疫检疫站、畜牧兽医站等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和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具体负责所辖区域内的畜禽防疫、检疫和兽医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乡镇畜牧兽医站承担所连区域内的畜禽及畜禽产品的防疫、检疫检验工作。
畜禽及畜禽产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管部门，须按照《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本办法的规定，负责做好本系统的畜禽防疫工作，接受农牧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军队现役军马、军骡、军犬的防疫、检疫等兽医卫生工作，由军队自行负责。
第三条 各级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应积极为畜牧业生产服务，推行防疫承包责任制，开展常年防疫，做好产地检疫。
饲养、经营畜禽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当地农牧主管部门的防疫计划，做好防疫、检疫、驱虫等工作。
第四条 除《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必须预防和消灭的一、二、三类畜禽传染病外，气肿疽、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列入二类畜禽传染病。
第五条 家畜出售前，必须经当地农牧部门的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或其委托单位实施检疫，并出具检疫证明。
到市场出售家畜，必须持有检疫证明，无证不得进入市场，当地农牧主管部门有权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条 屠宰厂、肉类联合加工厂生产的畜禽产品由厂方实施检疫检验，接受农牧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其他单位或个人屠宰、加工、经营畜禽及畜禽产品，必须由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或其委托单位实施检疫检验。
第七条 屠宰厂、肉类联合加工厂应符合下列防疫要求：
1．有专门兽医卫生检验机构，并配备有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兽医专业中专以上学历的专职工作人员和必需的检疫检验设备。直接从事检疫检验的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达到兽医专业中专以上水平；
2．有病畜禽隔离场所和专用急宰车间，有病畜禽尸、肉类的无害化处理专用设施，有污水、污物处理设施；
3．有符合防疫要求的运载畜禽及畜禽产品的工具和容器；
4．有兽医卫生管理制度。
第八条 其他单位和个人从事畜禽屠宰业务，应符合下列防疫要求：
1．屠宰场所应与饮用水源和畜禽饲养场保持500米以上距离；
2．有屠宰间和待宰间，并有水泥地面和墙裙（1米以上）；
3．有消毒设施和消毒制度；
4．有粪便、污物处理设施。
第九条 各地要逐步推行“定点屠宰，到点检疫”的管理方法，其检疫检验和防疫工作，应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和第八条的有关要求。
第十条 凡从事畜禽屠宰、经营、加工的单位和个人，经当地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审验合格，发给《兽医卫生合格证》，领取合格证，并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工农业执照后方可营业。
第十一条 运出县境的畜禽及畜禽产品，须分别持有全国统一的畜禽运输检疫（验）证明、畜禽产品检疫（验）证明和运载工具消毒证明。运输部门凭上述证明承运。
县以上农牧主管部门可派人参加有关部门所设的检查站工作，负责查验出入境畜禽及畜禽产品的检疫、检验证书。
第十二条 从国外引进畜禽的单位、个人，在畜禽到达后6天内，持所经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证明，到所在地的县以上农牧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从省外引进种畜、种禽的单位、个人，在畜禽到达后5天内，持原检疫证明，到所在地的县以上农牧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上述畜禽进场后，必须隔离饲养30天以上，经所在地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或其委托单位检疫，确认健康后，才能生产使用。
第十三条 禁止经营下列畜禽及畜禽产品：
（一）封销疫区内的；
（二）无检疫检验证明的；
（三）检疫检验证明不符合规定的；
（四）染疫、有害的；
（五）病死、毒死或原因不明的；
（六）其他不符合兽医卫生规定的。
第十四条 发现一类或二类畜禽传染病呈暴发流行时，应按规定采取紧急扑灭措施。发现二、三类畜禽传染病时，按下列要求处理：
1．在畜禽交易市场、农贸市场发现的，根据传染病种类、危害程度，在当地兽医卫生检疫员监督指导下，采取隔离、消毒、加工、销毁等措施。
2．在运输单位发现的，始发站（港、场等）或到达站（港、场等）应报告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或其委托单位，并在兽医卫生监督员或兽医卫生检疫员的监督指导下，按前款有关规定处理。
在运输途中发现的，不准宰杀、出售或抛弃病、死畜禽或其污染物，应到指定站（港、场等）或到达站（港、场等），在当地兽医卫生监督员或兽医卫生检疫员的监督指导下，作无害化处理。
3．在畜禽饲养场所发现的，应在兽医卫生监督员或兽医卫生检疫员的监督指导下，采取紧急预防接种、检疫、隔离、消毒、治疗、扑杀等措施。
4．在屠宰畜禽、加工畜禽及畜禽产品的场所发现的，应在兽医卫生监督员或兽医卫生检疫员的监督指导下，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或农牧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虽属畜禽二、三类传染病，但为当地新发现或曾已扑灭但又重新发现，且危害严重者，应报省农牧主管部门，并参照一类畜禽传染病处理方法处理。
第十六条 处理畜禽传染病的费用由畜（货）主承担，损失不予赔偿。
第十七条 认真贯彻执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积极做好防疫检疫或兽医卫生监督检验管理工作，不断完善落实综合性防治措施，有效防止了某种疫情发生，或及时发现、控制或扑灭疫情成绩显著者，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或农牧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第十八条 对违反《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可分别给予警告、罚款、责令赔偿损失、扣押或吊销《兽医卫生合格证》的处罚；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扣押或吊销营业执照。
罚则按《中国兽医卫生行政处罚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当事人不服兽医卫生行政处罚决定的，可按《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提请当地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由国务院农牧主管部门统一印发，罚没款收据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发。罚没款一律上交当地财政，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必需的办案费用由同级财政部门按规定核发。
第二十一条 农牧主管部门所属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按规定进行的防疫、检疫、检验、消毒等工作可收取一定费用，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按国家或省制定的标准执行。需重新审定标准的，应由省农牧主管部门提出，报经省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第二十二条 兽医卫生监督员和兽医卫生检疫员需按规定条件录用。
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和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应有计划地对监督员、检疫员进行技术培训或组织进修，使其不断地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能和执法水平。
第二十三条 兽医卫生监督人员和兽医卫生检疫人员徇私舞弊、失职、渎职或滥用职权的，由本级农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农牧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2月18日
浅析生效判决的权威性

李俊杰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如某省发布规范性文件规定媒介不得发表与法院判决内容相反的评论，某些媒介发表对某些生效案件的质疑性评论等）引发了法律界和新闻界的争论：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能不能质疑？质疑生效判决是否等同于媒体审判？如何在既确保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监督的权利，又维护司法的权威与尊严之间寻求平稳？
　　“媒体审判”应有特定内涵
　　笔者认为，媒体审判的情形确实存在，其主要表现如：对案件作煽情式报道，房间夸大某些事实；偏听偏信，只为一方当事人提供陈述案件事实和表达法律观点的机会；对采访素材按照既有观点加以取舍，为我所用；断章取义，甚至歪曲被采访者的原意；对审判结果胡乱猜测，影响公众判断；未经审判，报道即为案件定性，给被告人定罪；发表批评性评论缺乏状况无端指责，乱扣帽子，等等。上述违背法治精神的媒体审判确有升级趋势，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后果，无疑已对司法公正构成一定威胁。
　　但承认存在媒体审判现象，不意味着“媒体审判”这顶帽子就可以随便戴。如果简单地一概而论，认为只要媒体发表了有关案件的报道和评论就是媒体审判，必将导致对公众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的不合理限制。笔者认为，所谓“媒体审判”是指：新闻媒体在诉讼过程中，为影响司法审判的结果而发表的报道和评论这一概念包括如下要素：第一，应当是在诉讼过程中的行为。如果尚未进入司法程序，或判决已经作出，进而诉讼（审判）已经结束，则不存在媒体审判问题；第二，媒体主观上有过错，即试图影响司法审判的结果。这种主观过错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第三，媒体审判的载体主要是报道和评论，进而，读者来信、调查报告、照片、漫画及电视影像——即媒体所有的传播方式都有可能表现上述主观过错。
从上述概念出发，在尚未进入法律程序，即立案前，和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尤其是终审后发表的有关案件的报道和评论不应视为媒体审判。
　　司法既已判决 何来媒体审判？
　　所谓司法公正，很大程度表现在判决结果上。如果判决尚未作出，媒体即发表文章对其公正性表示质疑，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判都没判，你怎能认定公正或不公正？所以判决作出之前，媒体一般应只作客观报道，而不宜渲染和评论。但判决已经作出特别是终审判决已经作出，媒体发表有关报道和评论便不再能影响判决结果了。既然导致媒体审判的原因已经消失，却仍然将媒体有关案件的报道和评论视为媒体审判，又是为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媒体有关司法活动的许多报道不平稳，某些评论也不公允，统统视之为“媒体审判”，有利于掏媒体对司法权威的损害。笔者以为，报道不平稳偏听偏信，评论不公允、搞人身攻击、乱扣帽子，这并非司法报道所独有。这种现象在媒体其他类型的报道中也存在，它是中国新闻界的常见病，只不过在司法报道领域表现得较为突出罢了。既然不是司法报道的独有现象，怎么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将“媒体审判”的帽子一戴了之？难道媒体针对其他题材的报道就可以不平稳，针对其他题材的评论就可以不公允吗？当然不是。可见，减少或预防这类非职业化行为的出路是加强培训，让媒体人真正认识平稳报道和公正评论的价值树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意识，学会司法报道的规则和技巧，规范从业行为，而不是简单地出台一纸规范，要求媒体“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
　　必须承认，“媒体审判”是媒介的不良行为，必须避免和校正。但新闻媒体不仅对维护司法公正负有责任它也是人民言论自由的重要载体。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可以窒息批评之风。所谓言论自由，很大程度表现为表达意见的自由，进而是批评的自由。在这方面，新闻评论承载着巨大的责任对于生效判决，可以不服，可以申诉，但是必须执行——法律划定的究竟如此科学，它告诉人们：法律作为强制性规范，必须控制、也只能控制人的行动，却不能规范人的思想，公民有权依法表达不同意见。如果对于司法的判决，未生效者不可以批评质疑，生效了仍然不可以批评质疑，那么不同意见什么时间、通过何种管道表达呢？假如抱定如此信念：我的判决就是说一不二，不能不执行，也不能表示怀疑，更不能提出批评，那这究竟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合理规则呢，还是军事组织铁的纪律？是司法公正呢？还是司法专横？
　　司法权威靠什么保障
　　毫无疑问，司法的权威和尊严必须维护。依笔者之见，司法权威的确立，从宏观上看，有赖于司法体制改革，真正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根本的出路。从微观上看，主要应从两条线上努力：
　　首先是法官应当将判决书写好，靠严密的逻辑，充分的说理对败诉者所有的争辩理由一一给予回答，让其心服口服。人们常讲西方法官是“笼中金丝雀”，是一群与外界隔绝的贵族，判决作出后，不且顾及各方反映。能够如此自信，除了法官们言出法随的稳固地位外，也因为判决书说理充分，以致许多判决书本身就是优秀的法学著作或论文，从而长久地尤为法学院的经典教义。他们所以能够远离媒体的关注，是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的法律理念和判决理由完整而浅析地表达在判决书中了。人们有什么不明白，就去看判决书吧！相比之下，我国法官的判决书还大有改进和提升的余地。法官们常常于判决之后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判决理由，有时还就判决内容与持不同意见者公开争论，那为何不努力将判决书写得无可争辩呢？
　　其次是重视社会各界对判决的建议和意见，这是确保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一剂良药。讨论分析判决的利弊得失，甚至对判决的某些内容提出质疑，这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不是一个性质。是不是只要媒介发表了对判决的质疑，司法就一定要改判呢？非也。如果舆论表达的意见在法律上全无意义，司法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司法自有一套专业化的思维理念和动作模式，完全不必为那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舆论所左右。问题在于，媒介发表的针对判决的评论常常出自专业人士的深入研究，富有建设性，它对普及法律知识，对人民法院总结审判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审判水平，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不可以质疑，不可以批评？媒体发表的质疑和批评将促使法官们将判决书写得无可置疑，无可批评，使之足以面对事实和法律，足以面对历史和未来，于是司法的权威不言自明，最终获益的将是全体公众和整个社会，而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的目的不正在于此吗？
　　有必要说明的是，鉴于司法公正对社会正义的特殊意义，媒介上对于判决的质疑和批评有必要总量控制，不宜过多过滥，相关文章也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讲究表达技巧，这是对媒体机构社会责任感和判断能力的综合考验。这类文章应当是说理的，而非简单地宣泄不满情绪；应当是善意的批评而非恶意的讽刺、挖苦、奚落、嘲笑。所谓善意的批评，应当对事不对人，批评内容严格限制在判决书的范围之内，切忌东拉西攫，避免针对法官的学识、品格，更不能搞人身攻击，乱扣帽子。善意的批评常常富有建设性——不仅指出这样做是有缺陷的，或者是错误的，还会指出更好的选择是什么，或者正确的是什么。这样的质疑或批评即使尖锐，仍未超出公正、公允的范畴，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属于正常的舆论监督和媒体审判完全不搭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