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农作物种子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2年9月6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品种选育和品种权保护
　　第三章 种子生产
　　第四章 种子经营
　　第五章 种子质量检验和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农作物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经营行为，维护品种选育者和种子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种子质量，推动种子产业化，促进农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作物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等活动，必须遵守《种子法》和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
　　根据《种子法》规定，除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和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主要农作物以外，本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确定1至2种农作物为主要农作物。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作物种业规划，扶持种子生产基地和种子市场体系建设，按照国家规定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种子产业发展。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育种基础理论研究，支持新品种的培育、开发和良种推广，保护农作物新品种权，鼓励种子选育、生产、经营一体化。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良种选育和推广。
　　第五条 市和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种子工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符合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种子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
　　第六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种子管理机构必须遵循政企分开的原则，与种子生产经营机构在人员和财务上分开。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种子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和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种子生产经营机构不得参与和从事种子行政管理工作。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依照《种子法》和本条例实施有关证照的核发工作中，除收取所发证照的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第七条 本市建立种子贮备制度，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八条 种子进出口和对外合作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规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监督检查。
　　第九条 种子使用者有权依照自己的意愿购买和使用种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十条 对在农作物品种选育、良种推广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本市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章 品种选育和品种权保护

　　第十一条 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建立种质资源库。
　　鼓励育种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展种质资源的交流与利用。
　　第十二条 单位或者个人所有的育种材料、育种技术，他人不得侵占，未经该单位或者个人同意，他人不得使用、转让、赠予、披露。
　　第十三条 鼓励种子企业独立育种或者与科研单位、学校合作育种，或者委托科研单位、学校育种。合作育种或者委托育种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内容包括育种目标、完成期限、投资、新品种权益、违约责任等。
　　第十四条 主要农作物品种在本市推广应用前应当依照法定程序通过国家级或者市级审定。
　　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通过的，不得发布广告，不得经营、推广，也不得以试验为名变相经营、推广。
　　第十五条 从相邻省市且与本市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区引种属于本市主要农作物品种的，须经该地区省级审定通过，并报经本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予以公告后，方可在本市经营、推广。
　　除前款规定外，在本市经营、推广未经国家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的，须经本市审定通过。
　　第十六条 农作物新品种权（以下称品种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执行本单位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职务育种，新品种的申请权属于该单位；非职务育种的新品种的申请权属于完成育种的个人。申请被批准后，品种权属于申请人。委托育种或者合作育种，品种权归属按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的，品种权属于受委托方或者共同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销售该品种的繁殖材料。
　　第十七条 农作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和品种权可以依法转让。转让申请权或者品种权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第十八条 单位或者个人选育的未列入植物品种保护名录或者未取得品种权的农作物新品种的原原种、亲本等繁殖材料和繁殖技术可以依法转让，转让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内容包括转让的品种名称、期限、范围、利益分配、违约责任等。

　　第三章 种子生产

　　第十九条 鼓励种子企业建设稳定的种子生产基地。
种子生产基地应当具备与种子生产相适应的生产条件、设施以及技术人员，有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隔离条件，推进种子标准化生产，提高种子质量。
　　第二十条 种子企业委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户生产种子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委托方有义务提供合格的亲本或者原种，负责种子生产技术指导，并按照合同约定收购种子；受托方有义务按照生产技术规程或者合同约定的技术要求进行种子生产，接受委托方的技术指导，并不得违反合同约定将种子或者繁殖材料出售给他人。
　　委托方有权拒绝收购因受托方未按种子技术规程或者合同约定的技术要求生产的不合格种子，但因委托方原因造成种子不合格的除外；受托方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获得种子生产的收益，有权获得因委托方责任造成的损失补偿。
　　第二十一条 主要农作物的商品种子生产实行许可制度。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的生产许可证，由种子生产所在地的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他种子生产许可证，由种子生产所在地的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市和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核发种子生产许可证；不予核发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种子，不得投入商品种子生产：
　　（一）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
　　（二）亲本或者原种不合格的；
　　（三）品种性状尚不稳定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种子经营

　　第二十三条 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
　　种子经营者必须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凭种子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但《种子法》规定不需要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的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的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他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的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按照规定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须经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市和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核发种子经营许可证；不予核发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五条 种子经营者在经营许可证规定的有效区域内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持种子经营许可证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并于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后15日内，向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原发证机关备案。
　　第二十六条 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委托代销其种子的，应当取得书面委托书。
　　第二十七条 禁止销售下列种子：
　　（一）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
　　（二）应当包装而未包装的；
　　（三）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
　　（四）假种子；
　　（五）劣种子；
　　（六）未作明显文字标注的转基因种子；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八条 农民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的，可以在集贸市场上出售，具体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九条 举办种子交易市场或者种子交易会的，应当到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取得登记证后方可举办。
　　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向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情况。
　　第三十条 在种子交易市场中经营或者参加种子交易会的种子经营者应当具有合法的种子经营资质证明，并依法开展经营活动。
　　种子使用者在种子交易市场或者种子交易会购买种子，因种子质量遭受损失的，可以要求种子经营者赔偿；种子交易市场柜台租赁期满或者种子交易会结束的，可以向种子交易市场、种子交易会的举办者要求赔偿；种子交易市场、种子交易会的举办者给予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经营者追偿。

　　第五章 种子质量检验和监督

　　第三十一条 种子的生产、加工、包装、检验、贮藏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二条 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种子质量内部控制制度。
　　第三十三条 单位或者个人可以申请设立种子质量检验机构。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计量认证，并经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核发证书后，方可接受委托开展种子质量检验。
　　第三十四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市场的监管，维护种子市场秩序，依法查处违法的种子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十五条 市和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种子质量监督工作，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种子的生产、经营等活动进行现场检查；
　　（二）在市场上或者企业成品库的待销种子中，按照种子质量检验规程抽取样品；
　　（三）对有根据认为种子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安全标准的或者有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责令当事人予以封存或者依法采取其他措施。
　　第三十六条 种子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得拒绝、阻挠、妨碍种子执法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种子法》的相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一）生产或者经营假种子、劣种子的；
　　（二）未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或者经营种子的；
　　（三）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
　　（四）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
　　（五）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而未按照规定备案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经营、推广或者变相经营、推广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种子的，由市或者区、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种子的经营、推广，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被吊销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五年内不得申请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种子经营者销售禁止销售的种子，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
　　（二）强迫种子使用者购买、使用种子，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
　　（三）侵占或者私自使用、转让、赠与、披露他人所有的育种材料、育种技术，造成其损失的。
　　第四十一条 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品种繁殖材料的，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权向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求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并可以向侵权人要求赔偿。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处理品种权侵权案件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可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因农作物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向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解；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没有仲裁协议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1987年1月24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
　　　　　　　　　　　　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 李秋菊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

（一） 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关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 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受到禁锢，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至关重要。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法范畴固然含有伦理因素，但是它更是一项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葛洲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从长远看亦不会小！
（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1、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
　　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2、行为具有违法性
　　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3、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
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是难上加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4、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
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本文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 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

（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再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第三者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之诉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象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罚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

（六） 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这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
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