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科类学生就业之特殊性及其所产生之结果
贺胤应

内容提要：本文以2003年、2004年、以及2005年的大学生就业现状为背景，详细分析了法科类学生就业签约率低的深层次原因——中国社会法治环境的欠缺，还预测了法科学生就业率低可能导致的结果及这种结果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本文旨在开阔视野，鼓舞广大法科学生乐观面对“挫折”。
关 键 词：就业 特殊性 法治 结果

一、问题的提出
2003是全国专科类院校扩招学生毕业就业的第二年，本科类院校扩招学生毕业就业的第一年。据统计，当年高校毕业生为212.2万，比2002年增加了67万人，增幅达30%，而社会需求则基本与往年持平〖1〗，全国各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均比2002年有所紧缩〖2〗。 2004年高校毕业生280万人，比2003年净增68万，增幅为32 %，加上过去数年未能就业的一部分毕业生沉淀到下一年度竞争就业岗位，2004年全国实际需要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有可能突破300万人。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71％，就业形势进一步趋紧〖3〗。笔者无意也无力考查其它专业的就业形势，只想基于个人及广大同窗的“利害关系”来谈一谈法科院校学生的就业问题。当前，就法科类院校而言，院少数知名、重点、一流院校外，绝大多数的法科类院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均十分严峻，学生就业签约率之低可以说已经创造了历史最低，许多学生被迫无奈，纷纷走上了考研之路。与此同时，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而为什么我们的法科学生却找不到工作呢？这是值得广大法律学人思考的问题。

二、法科类学生就业特殊性之探讨
可以说，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就有了法律或具有准法律性质的习惯法或习俗法，这些法律都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与此相对应，也就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或多或少的“法律家”或“法律工作者”，如中国古代的“讼师”、“刑名幕友”，西方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司法官”。然而，近代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获得全面而规范的发展并成为一类社会性的职业，则是十八、十九世纪以后的事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逐渐形成，法律职业日渐走俏，成为一个热门的专业化门槛极高的象征着极高社会地位的职业，这已为西方先进的法治国家的不远的历史和正在发展的现实所证实。
联系到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可以看到，自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逐渐变成一种社会强势话语为广大法律学人所奉捧，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知晓。经过多年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在宏观层面上，法治观念已经基本成为社会主流观念之一；具体到现实操作层面，一大批过时的法律法规被废止，修改过的和以前没有的法律法规逐渐应运而生，以法院为主角的司法改革也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就法治发展的状况和水平而言，中国当下处于一个向法治国家迈进的后发国家，法律是需要被法律“奴化”了的并且能将法律适用的最恰当的人来操作，因此，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当前急需一大批具有系统法学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人才。自然，在1999年那次历史性的扩招运动中，法学专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招，并且在以后几年中，法学专业和法科类院校也十分 “火爆”，而现实的问题却是扩招学生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却找不到工作，这不是很滑稽或很矛盾吗？
笔者认为，这既不滑稽也不矛盾。法科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间最关键一点，即是法科类学生就业具有特殊性。所谓法科类学生就业的特殊性，就是指法科类学生要想获得完全理想的对口的就业工作岗位，就必须充分考量社会中的法治环境及由此而产生的法治需求问题。首先，法科类学生就业特殊性的存在，只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出现的一种现象，其主要见诸于向法治国家迈进的后发国家。因为在这类国家，人治的阴影还存在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法律并没有实实在在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观念并没有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形成一种至高无上的理念；其次，法科类学生就业之特殊性归根结底乃是法律之于社会存在或运行方式的特殊性，科学的理性的法律乃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以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综合互动为前提的，唯有经济发展形成的商业化和社会发展形成的法治化才是法科类学生就业的理想环境。中国目前缺少一种法治环境是法科类学生就业找工作难的根本性的因素。
中国目前欠缺法治环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从政治上看，政治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是以经济为基础的。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人将其称为中国的“政治转型”，但不否认的是，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还不具备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政治的民主化〖4〗。 此外，从国家治理角度而言，表现突出的一点，即是从中央到地方，以理工科人为主导的外行人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依照苑忠信先生的“军事家——工程技术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的国家治理说法，中国目前还处于第二阶段，离第四阶段的法律人治理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5〗。
从经济上看，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法律需求成正比例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需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果，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逐步确立，但与此同时，基于政策和地理等诸多因素，东西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差距也急遽扩大，这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法律需求。突出表现在，现代法律理念还没有被广大民众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的广大农民所接受和理解，“宪法”、“法治”等在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心目中还是一个十分陌生概念，中国农村社会的法律需求市场还没有正式启动。其次，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对法律服务需求还是十分冷淡的，一般大型企业才招纳法律人才，才设有“法律部”或聘有法律顾问，大多数中小企业则都在潜意识里没有法律需求。
从文化观念上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重人情伦理轻法律法规治理的国度。近代以来，伴随着法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但法律精神一直没有完完全全走进中国民众的治理观念里。另外，受封建的“刑民不分、刑主民辅”观念的影响，中国民众对于法律精神的理解，到目前为止，还存在一种曲解，即法律是国家用来统治人的工具，法律是一个面目狰狞的东西，而将法律体恤人情、维护人权的一面则没有看到。法律观念的欠缺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大缺憾，也是制约社会整体法律服务需求的最重要因素。

三、法科类学生就业难可能导致之结果
严峻的就业形势必然会促使广大法科大学生改变就业预期。
首先，会迫使一部分人挤上考研这座“独木桥”，如2003年考研队伍中法学专业报考人数就名列前茅。按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研究生招生又成了继高考之后又一大扩招，法学研究生招生也概莫能外。这似乎是一个好兆头，值得我们欢欣鼓舞，但反思中国法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法学‘欠账’太多，需要补的课太多，而新的形势发展和需要又更加加剧了这些历史陈迹和包袱。包袱是抖不掉的，想抖也抖不掉，学术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轨迹，它跟人的成长规律和轨迹差不多。一个儿童不可能越过少年阶段而直接跨入较成熟的青年、中年阶段”〖6〗。 盲目扩招，只能逐步使中国法科教育的门槛降低，进而造成法律职业在社会的贬值。另外，作为一个在法学院受过三年或四年系统法学教育的即将毕业的法科大学生，在立志考研之前，也应该问一问，所谓研究生？自己是否具备研究的素养？若仅凭“政治”、“英语”这两门方向性和工具性的课目考上研究生，那样也许可以获得研究生头衍，但带来的必然诚如许多人所评论的那样，“研究生素质的降低”以及整个社会学位信用体系的降低，这将是一个民族之悲哀！“法律的生命从来就不是逻辑，而是理性”〖7〗。 作为培养法律人才的法科类院校及即将走入社会的法科类学生，应该凭理性谋求生存和发展，而不应追求“社会的逻辑”和“时髦”。
其次，一部分学生进入司法系统或从事与法律有密切关系的职业，这当然是一部分比较幸运的人。尽管苏力先生曾认为“由于种种广义的利益原因，法学院的学生，除非不得已，一般都拒绝进入法院系统特别是拒绝进入基层法院系统”〖8〗。 我不知道他是站在什么高度和立场上得到这一结论的。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发展背景下，作为一般的普通法科类院校的学生，就业的第一要选还是以法院为主的公检法系统，其它的职业或行业才是其次要的选择。中国社会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落后的用人机制，使得进入司法系统的学生必须得投入巨大的成本，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生将会成为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力量！
最后，绝大部分的法科学生必将要从事与法律无关的职业。这绝不是或准确地说很大程度上不是广大法科学生在当前中国社会状况下基于“利益”而选择的，而是在市场机制下被迫选择的结果。因为由法律专业转业从事创业或干其它，这首先要求法科学生必须得付出很大成本去适应社会要求以及职业或行业要求，而与同期的该专业的其它学生相之竞争，还处于一种劣势，因此，为了“生存”，被迫的痛苦已经彰现了出来，我在这里主要分析一下“转业”所产生的结果，并试图从这种结果里为中国法治建设寻找一点启迪。
我们常常将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9〗 称为“治国之材”，这是有其道理而言的。“法就是理性本身，它就居于并运作于人的头脑之中”〖10〗。 作为法律人，常常是趋于理性的人，他能够明白，自己以及被自己身份化的权力行为对于他周围环境以及别人所产生的各类影响，进而能够使自己的行为趋于规范化和理性化，从这点而言，就已经适应了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对于“小政府”的要求。让一个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进入非法律人群体中参与非法律性质的工作，必然会使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将其自身的法律素养大打折扣甚或抛弃，代之而为的是一种职业习惯或非法律化的行为方式，这无疑会使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在心目中形成一个“阴影”，即寒窗苦读三年或四年法学，到头来却并没有给我带来一种预期的收益，反而需付出大气力去重新学习和适应一种职业理念和行为方式，法律让我们伤透了心。这种“阴影”对法律观念法律思想原本就欠缺或畸形的中国社会来说，无疑又是不利的。但是，也许是可幸的事，经过三年或四年的法律教育和法学学习，法律精神已经或多或少地渗透到了法律化的人或法律人大脑中，一种理念一旦渗入到人的心灵中之后，就不易退却，会或大或小地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也许这些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每天都会试图“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非法律化的行为方式，同时按照心理学上的“人际影响”〖11〗 观点来看，作为一种固有的精神理念，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的某种个别行为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周遭的人或自己所从属的组织，尽管这一定时期来说，其影响力度和范围都是十分有限的或压根儿就没有的。可以肯定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法治建设也一样，“法治形成，是一个社会过程，它需要的是一个时间区间，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点”〖12〗。 除了正统的诸如司法系统、律师等对中国法治建设影响之外，这部分 “找不到工作”的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将在社会整体的各个方面产生细微而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会为中国法治建设塑造一种很好的群众基础，这种群众基础的形成将会有助于中国民众法律观念的改观，进而对于自上而下的中国法治建设起到一种很好的呼应作用。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种结果有利也有弊，总体说来还是利大于弊；同时，我也感觉到，我们这几届（或更多）法科学生如果从整体上来说，将会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推动者，但若从个体上来讲，又将会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殉葬者”（大材小用），这似乎很无助，但却是一种历史发展之使然，因为“通往法治国家的道路漫长而艰难，充满了危险，失误和幻想”〖13〗。

四、由“隐性失业说”引出结语
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已经有了隐性失业说。所谓隐性失业是隐蔽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ayment）的简称，是指在经济过程中，劳动力要素与其它生产要素构成失衡，劳动力供应超过了有效需求而出现的闲置或滞存现象，隐性失业人口就是从事低效劳动名义上的就业人员。隐性失业人从口径来看，在我国主要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按生产要素额定及企业停产（半停产）等原因而富余的职工、其它部门的富余人员等〖14〗。 同样，在我看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特殊的地理因素和人文观念，中国也有许多隐性岗位。估且可将其称之为“隐性岗位说”，简单说来是指一些工作的机会或岗位已经存在或经过挖掘就会出现，但却并没有被我们广大的大学生们所注意和发觉。这主要缘于广大大学生的心理预期太高，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个差距，具体表现为广大大学生将自己估价太高，非大中城市不去，非高收入行业不去。就法科类学生而言，这种隐性岗位的存在现在更为突出。诚如前所述，广大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法律需求和服务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启动；另外，中国律师业的发展水平还十分低，远远不能满足中国入世之后的各项需求等等，所有这些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中国有巨大的法律需求市场，只要我们善于开拓、挖掘，就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目前的种种挫折，只是暂时的，古希腊谚语曰“凡社会皆有法律”，同样“凡人存在之地方也必有法律工作者，”相信“乌云终会退去，太阳终会出来，空气将更加清新。”

注释：
〖1〗《中国大学生就业》2003年2、3期合刊，第25页。
〖2〗参见《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今年大学生就业难》。
〖3〗参见网址：http://news.tongji.net/article.php/2731。
〖4〗卓泽渊：《法治国家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5〗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3页。
〖6〗刘作翔：《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7〗霍姆语，转引自李秀清主编：《法律格言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页。
〖9〗一般认为，法律化了的人和法律人的区别标准主要以对法律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为基本原则。这里严格区分两者，这主要基于广大法科类学生的法律素养的参差不齐。
〖10〗西塞罗语，转引自李秀清主编：《法律格言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吴江霖，戴建林：《社会心理学》，广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12〗同注4，第303页。
〖13〗【俄】BB拉扎列夫主编：《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王哲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14〗傀斌贤：《我国隐性失业的特征、成因与对策研究》，载《经济界》2001年第5期。

本文原载《政法教育研究》，上传时有部分最新资料的修改。


　 【引言】

　　法院民事调解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中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长期以来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其在融合情感、稳定秩序、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被外国誉为“东方经验”，加以借鉴并运用。我国各级法院的调解制度在维护我国社会以及经济秩序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效推动了社会和谐发展。然而，目前在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法院调解制度暴露出一些问题与不足，本文在此略作探析，浅谈些自己的看法。

　　一、目前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调解主体身份的双重性

　　我国法院在解决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对某一案件是适用调解程序还是适用审判程序，通常是在同一诉讼程序中进行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由同一法官主持整个程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存在某一法官既担任调解者又担任裁判者这种双重角色的情况。根据调解的本质要求，作为中立第三方的调解者，他应当只能帮助双方当事人分析、理清争议中的事实问题，并为双方当事人解释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解，以缓和双方的对立情绪，化解双方的分歧，从而帮助、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我国民事诉讼调解中的调解者虽然在调解的过程中也担任这种角色，但是，由于调解者兼具审判人员的身份，在调解的过程中难免会对当事人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得当事人对调解者在调解的过程中发表的意见、提出的解决纠纷方案都不得不慎重的考虑，甚至担心一旦违背调解者的意愿，在案件转入审判程序时会面临不利的后果。法官这种双重角色的存在，使得法官在我国这种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难以正确把握自己的身份，有的法官为了使固执于自己主张的当事人做出妥协，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者滑向裁判者，或明或暗的强制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这将会使得调解的自愿性难以得到保障。“调解人员的双重身份，不仅是法院调解所有问题的根源，同时也是调解本身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得以爆发的导火线。”

　　（二）自愿原则与司法强制性的矛盾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调、审不分的审判模式，将调解和判决置于同一诉讼程序中的目的在于“通过法院调解既可以获得与判决相同或相近似的法律上正确的处理结果，同时又可以避免判决所具有的高成本和强制性”。从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可取的。但是，调解与判决是性质迥异的两种纠纷解决方式，适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时是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而适用判决的方式解决纠纷则完全依据国家的法律，具有严格的强制性。在我国这种调、审不分的审判模式中，调解者与裁判者在身份上的重合，使得调解者在调解的过程中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当法官摆出裁判者的身份进行调解时，或明或暗的强制就会在调解中占主导位置，在这种强制力的作用下，自愿原则不得不变形、虚化。”

　　（三）权利保护与让步息讼的矛盾

　　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进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让步与妥协往往使当事人的权利不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诉讼调解与其它调解一样，调解协议的达成不可避免地要求当事人谅解、作出让步。假如双方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都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作出丝毫让步，调解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为了使调解能够成功，法官必定会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解，要求当事人保持克制、谅解的态度，并要求当事人对调解方案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在司法实践中，让步往往是单方面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理的一方当事人向对方作出让步。如有的人认为，调解能够成功，很大的特色在于当事人放弃自己一部分合法权利，这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调解的成功虽然使争议得到解决，但却是以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的，很明显，这违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还有的学者指出:“经济纠纷案件的调解实质，就是让有理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来说是原告)放弃某些权利，作出让步，以求得案件的解决，换言之，就是原告作出让步。”对此，虽然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数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调解过程中的让步一般是由原告单方面作出的”，无疑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单方让步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表现，有其合法、合理的一面，而且对于防止矛盾激化，保持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和睦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等有积极意义。但是，诉讼中的调解毕竟不同于其它调解，从诉讼的角度而言，该做法削弱了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本旨是背道而驰的。

　　（四）调审合一的模式必然导致重调轻判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审判模式，即承办案件的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可以采用判决的方式结案，也可以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因此，这就导致了我国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结案。虽然判决和调解一样，都是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表现形式，但是，与判决相比，调解结案可以给法官带来很多方面的好处：首先，采用调解的方式可以使法官在更短的时间内结案，节省了其办案的时间；其次，由于调解结案是由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法官承担的风险就相对较小；再次，调解可以使法官回避一些很难作出判断的案件。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法官也不例外，法官为了避免判决时自身所要承担的风险，必定会选择调解的方式处理案件。因此，出于种种利益的考虑，大多数法官都会倾向于选择效率高、风险相对较小、省力的调解而回避效率低、风险较大、费时的判决结案。所以，只要法律仍然把调解与判决共同作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并使两者合一，那么，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就不可避免。

　　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之具体构想

　　在结合我国诉讼调解制度所存在的弊端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必须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进行一些细节性的改造，来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具体如下：

　　（一）实行调审分离的诉讼模式

　　所谓调审分离，是指将调解与审判分解成相互独立的程序，由不同的法官分别负责调解和裁判，以达到调者不审，审者不调。笔者认为，调审分离应该是在保留诉讼调解制度的前提下，将调解与审判予以适当分离，即调解仍然在法院内部进行，但案件的调解和审判分别由不同的法官予以主持。

　　因为这种模式可以根除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中最主要的弊端，即调解的自愿性难以保证的问题，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我国这种调审合一的模式，参与调解的法官同时兼具该案的审判权。“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使调解与判决这两种性质上存在重大差异的解决纠纷的制度经常处于紧张和冲突状态，而且也使调解的自愿性受到严重的损害，以判促调、以判压调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调审的适当分离要求案件的调解与审判分别由不同的法官主持，使得主持调解的法官不再享有对该案的审判权。参与调解的法官的强制性根源被剥夺后，当事人就不必担心法官在将来的审判中会作出对自己不利的裁判而违心地接受调解方案，从而彻底地解决了法官在调解过程中那种或明或暗的强制调解问题。另外，这种调审分离的模式还可以消除案件的调解对后续审判的影响。我国的调审合一模式使得调解案件的法官享有继续参与案件的审判工作的权利，这就很容易导致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形成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从而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裁判。将案件的调解者与审判者实行分离后，正好可以消除这种弊端。

　　（二）限制调解程序的启动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调解程序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两种方式开始。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调解程序依当事人的申请开始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调解程序如果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而开始却存在着问题。原因在于，法院超职权主义色彩的介入会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一定的压制，从而导致强制调解的出现。笔者建议，我国诉讼调解程序的启动应限定只能依当事人的申请开始，申请的方式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而将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开始的规定予以取消。这样的规定不但能够排除强制调解，而且更能体现调解的自愿原则。

　　（三）强化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制的一般要求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免受侵害，从而达到维护当事人利益的目的。诉讼调解作为我国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调解的成功一般是以牺牲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为前提的。显然，这与法制的一般要求相矛盾。基于这个原因，笔者建议，人民法院在调解程序中，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对那些明显欠缺公平的调解协议应当仔细进行审查，以确定调解协议的达成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行为。对于存在上述情形的，人民法院应拒绝调解，同时，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予以说明，通过诉讼的方式同样可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而且，权利的保护会更加公平。当然，若调解协议的达成确系当事人的本意，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法院则不应干预。


【参考文献】

［1］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2］章武生著:《民事简易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王红岩:《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调审分立》，载于《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

［4］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