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和谐观
——“和谐”纵横谈

杨青贵


2005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家保总理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之目标，为中国之持久稳定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早在十八世纪，黑格尔就据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提出了“市民社会”之说，而马克思则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大领域，前者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是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条件的，“自然状态”和政治领域的，由普通“人格人”组成的私人领域和文明社会。作为该社会最基本构成要素，市民以自由、平等、效益和安全为根本价值取向，并为之执着追求、坚定不移。而市民亦是服从感性的和个性冲动，在不可控制的冲动和欲望诱惑下，也是有可能作出社会所不容许的行为。我们反对此类行为，并积极主张次序压倒无序，以构建和达到社会和谐状态。而社会之和谐则为根本价值之基础和目标。有之则有利于市民根本价值之满足，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反之，市民社会将走向分崩瓦解之绝境，更勿论市民之正义追求和境况如何。政治社会以公权力为依托，核心表现为正义法律，体现权力的服从关系。在市民社会角度，公权力应主要体现在矫正正义方面，以正义方式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来矫正不和谐的市民行为。维护和谐社会这一块净土。从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标准，即基尼系数：“按照国际惯例，通常把０．４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在０．２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在０．３～０．４之间为‘比较合理’，０．４～０．６为‘差距偏大’，０．６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且“据国家税务部门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０．３９，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来至和讯网 (2003-01-29)）。2005年“和谐社会”的提出与时俱进，既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长期以来所积累的社会矛盾，正确反映和解决我国现阶段的突出问题，又抑制和矫正了市民社会个性冲动与极端欲望，更为今后的持续和平和稳定发展指明了新的出路。从市民社会的角度观察，作为提倡并发展“市民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又一重大进步，更是市民社会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以法律辅助矫正反次序、不正义行径的有效性。毕竟法律既是增进自由的一种重要力量，也同时是限定绝对自由的有效工具。
在著名的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应当做他的能力使他所处的生活地位中的工作”，这才是符合正义和次序的正义和自由。各个等级之间必须各司其职，禁止相互之间侵害的可能性，从而得到维护相对和谐稳定的自由社会状态的可能性。从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妨认其为一定意义上之和谐。这办法至少也尽量减少了各等级之间及等级内部造成冲突的可能性吧！也体现“一个人的自由是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95页）之基本要求。自由是人理应出生取得的，是人类生来本应享受和不可剥夺的一项自然和基本的普遍性，其源于市民的自由理性冲动和人性，主要体现为基本自由，即：自由平等权、对社会的追求自由、对市民社会效益的追求等多方面。“任何人生来都渴望自由，痛恨奴役状况。”（朱利叶.凯撒）要求自由的愿望又是人类根生缔固的一种欲望就连渴望随心所欲的小孩都懂。因此，为了达到自由之神圣目的，市民定然积极追求，“矢志不虞”，更无所畏惧，不惜取任何手段，其结果，定然会造成道德的沦陷，甚至社会稳定环境的破坏，社会正义次序难以维系，更别提其他市民社会成员之正义满足问题了。如果对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即此，市民社会必须坚持将“和谐”作为保障自由的前提和基础，严格限制市民所谓的自由活动，把握好社会的维度，决不能将自由视为一种人的“自由权利”。随社会向市民型社会转变，成员对自由价值内容和实质性追求越来越进步，这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中不就是一个好的体现吗？只有在市民中树立”和谐观”，建立“社会和谐保障体系”，才能尽量减少成员间相互侵害的可能性，使各位成员拥有追求自由之普遍可能性，最终以更大程度地满足绝大多数市民之自由神圣价值的要求。这不仅需要以成员和市民社会自我约束调节为主，也需要一定程度上辅用政治社会之公权力，更需要两者发挥综合作用，以构建外部保障体系，最终构成社会之“和谐状态”。
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形态，主要是由作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市民，即“人格人”，按照一定的宗旨，构建形成的稳定社会状态。法律可以是增强个人与个人和群体与群体平等方面发挥效用。从市民社会调整的法律法律角度看，民法发挥了重大的效力。其主要是靠基本原则予以发挥的，而历史上无论哪部有贡献力的民法典都是把“平等”写入了基本原则内的，且在实践中严格要求贯彻执行。平等乃是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具体体现在民法规定的平等上，涉及机会平等、法律待遇平等和市民基本需要平等。其主要要求成员间进入民事领域的机会参与平等，而不仅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结果平等。只有在普遍意义上达到了两者综合平等，才能够平衡参与者间权利，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获得相同或至少相似的待遇，不能将性别、宗教、民族背景、文化底蕴和意识形态信仰等因素作为限制市民平等的“依据”，当然也不能将行为能力的划分问题考虑在内。给予相应平衡的对待，才能为市民追求自我、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提供互动平台。从整体来讲，这就减少社会不公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和减少了相互间的摩擦，可想而知，最终的结果肯定是进一步达到了社会的和谐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规则（主要指形成和谐状态的方式），就没有平等。因此，可以讲，在一定程度上和谐是平等原则的最终归宿和目标。为此，我们在驾御市民社会时应把准和谐准则，尽可能用长远的眼光处理市民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我认为有条件的话可以将“和谐原则”作为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兜底原则，以作为问题最后的评价和解决标准。正所谓有了“目的”才可能有“标准问题”嘛！一定程度上发挥公权力的干预作用，凡是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以法律确定的方式来对待[justice new york,1967],但须严格禁止立法者在其立法中进行不合理的分类。对于市民社会来讲，应在立法中承认的权利（包括基本权利），我们允许其提供形式机会，而非实际机会。最终，应以市民基本需求的平等来补充基本权利的平等，实现形式与实质的双赢。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之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康德说："我把道德感原则也算做幸福情感，因为任何一种实践上的关切，都通过事物所提供的满足而增加人的舒适，不管这种关切是直接的不计利得还是考虑到利得而发的”（时间：2004-4-4 21:39:17 来源：政法人网站 作者：陈晓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们有将个人满足作为道德情感和理性追求的倾向，只要是利益就有人为之倾倒，为之不择手段，难道任何人都会大公无私，奉献他人和社会吗？如果没有任何条件加以限制，他们也会“把道德感原则也算做幸福情感”，加以追逐，不计利得还是利失，其结果必然可想而知 。作为以平等、自由等为宗旨的市民社会来讲，利益追求的极端化必然成为利益追求的死敌，市民社会必须严格限制追求利益极端化的野蛮行径，维护社会的良好次序，保证社会平稳有序地向前持续发展。上述利益问题是造成现象的基本原因，要解决它就要处理好核心内容—和谐问题。只有在最广大市民中树立和谐观，使之形成朴素的和谐道德精神，并使之坚持以从事任何相关工作。我们还应教导市民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依自我约束方式以调和自我利益，引导人们注重他人，增强安全意识我想这样来，市民们还会尽力追逐个人私利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因素吗？必须严格将“和谐观”作为市民追求利益（效益）的前提和基础。正如霍布斯“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将安全作为客观事实的最高权威，以有效规范市民社会之行为 ，实现个人努力与社会努力之间和谐的积极互动关系。
《资本论》认为，只要有100%的利益，将有人甘冒生命危险；有200%的利益，有人就会践踏一切。作为主张保护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来说，安全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只有在尽可能充分的安全保障下，才能够给予市民追求其它社会之正义价值尽可能提供可能性。安全具有两面性一种是作为合理的稳定生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一味强调安全，还会导致衰退。我们在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应以安全为己任，在有效限制消极影响的同时，加强对安全的保护。市民社会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保护：一方面，其保护“有赖于其构成成员的个人行为之合理性”（《中国民法学》法律出版社，李开国、张玉敏主编）。成员个人自由的合理性必须注重保护好他人的正义要求。亦即“一个人的自由是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95页）。严格限制任何一方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以剥夺他方利益为代价，以达到最普遍意义上平等，从而保障双方利益的互动实现，以从市民间角度，达到安全社会状态，维护社会和谐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治国家的外部强制保障，以公权力排除市民间相互侵害的可能性，并依靠强制作用震慑不正义之市民和国家非法侵害行为，但需严格限制它的权力，以达到制衡的目的，使之严格按照市民社会发展要求，最终从外部维护此私域安全，而非不当侵害。因此，以上两方面之安全状态形成过程可看出：通过发挥内外两方面的有效作用在市民社会中树立和谐社会安全观、建立“和谐保障体系”，对于市民安全价值之追求确实是可行的且应实际落实执行。不妨大胆设想，我们将“和谐原则”作为民法原则兜底的兜底，并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中，以之作为最后的保障，建立法律安全，坚决维护重大的需求和利益，平衡社会多形价值和利益，实现社会的共赢。值得探讨。
正是由于和谐的存在及作用发挥，再有社会自立与公权力的协调和控制，才有了市民社会之自由、平等、效益和安全价值之综合效应。更不难理解“构建和谐社会”方案的及时提出与新型市民社会之发展要求，与中国发展市民社会国家和法治建设之要求这一目的。
其实，我也并不排除共权力读建立和维护市民社会和谐状态的有益作用。据博登海沫看来，次序与正义密切关联。只有两者相互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综合作用。而这种综合体形成的必然结果是法律，不管是以社会自力为主，还是以公权力为辅助手段。设想如果没有规则就会使一切市民之正义价值不复存在。规则管理人际关系，本身也可自动提供某种预防性统治形式的措施，亦即保障社会次序的正义法律并不能对正常市民社会次序产生不良影响，反而能维护市民社会之自由、平等、效益和安全之根本价值。即然如斯，我们何以不用维护社会次序的正义的法律方法来达到法治之和谐要求吗？如果能把握好正义与次序、法律与正义这两对关系。我认为以法律手段调整市民社会和谐引起的或“和谐”原则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确实可行的，那些出现过的或现正使用的著名《民法典》不正发挥有效功用吗？虽然以市民社会自我调节为主、法律手段调整为辅仍有许多弊端确实存在，值得商榷！但是仍值得使用吧！至少我认为。

2005年4月1日
于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贸易法04级7班

主要参考书目：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
《中国民法学》 李开国、张玉敏主编 法律出版社
《民法总论》 王择建著
主要文库：
西政学子文库



财政部


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金[2011]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有关金融企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47号，以下简称《办法》），加强和规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评估范围的确定问题

　　（一）金融企业出现《办法》第六条所述的经济行为时，应按下列要求确定评估范围：

　　1.整体或者部分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分立、清算，或产权转让的，应对企业进行整体资产评估。

　　2.对子公司增资扩股时，因吸收新股东入股或企业原股东未按照原有出资比例追加投资等，造成原国有股东股权比例发生变化的，需要对子公司进行整体资产评估。以非货币性资产增资或出资的，还应对非货币性资产进行评估。

　　3.接受非国有单位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的，应对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进行整体资产评估，还应对非货币性资产进行评估。

　　4.以债权转股权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应对拟转股的企业进行整体资产评估。

　　5.收购非国有单位股权的，应对被收购企业进行整体资产评估。以非货币性资产收购的，还应对非货币性资产进行评估。

　　6.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进行长期股权投资，接受非货币性资产抵押或质押，以及以非货币性资产抵债或者接受抵债的，应对非货币性资产进行评估。

　　7.收购非国有单位非股权类资产，处置不良资产，确定涉讼资产价值，或进行资产转让、置换和拍卖的，应对所涉及的资产进行评估。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进行评估的其他情形，评估范围的确定应视具体情形而定。

　　（二）中央直接管理的金融企业与其下属的独资企业之间，或者其下属独资企业之间的合并，以及资产或者产权置换、转让和无偿划转的，未造成国有股权比例发生变动的，对相关的资产可以不进行评估。

　　二、关于评估项目的委托问题

　　金融企业出现《办法》第六条所述整体或者部分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分立、清算，非上市金融企业国有股东股权比例发生变动，产权转让，债务重组，接受非国有单位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等经济行为时，涉及的评估对象属于金融企业出资人权利的，应由国有出资人直接委托，或书面授权金融企业作为评估委托方。

　　中央直接管理的金融企业在出现上述经济行为时，应向国有出资人书面申请授权其选聘评估机构开展相关资产评估工作，国有出资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批复。

　　金融企业出现《办法》第六条所述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出资，资产转让、置换、拍卖，债权转股权，接受非货币性资产抵押或质押，处置不良资产，以非货币资产抵债或接受抵债，收购非国有单位资产，确定诉讼资产价值等经济行为时，涉及的评估对象属于金融企业法人财产权或者金融企业接受非国有资产的，资产评估应由金融企业委托。

　　三、关于核准（备案）申请需报送的经济行为批准文件

　　（一）《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核准申请应报送的经济行为批准文件，为各级人民政府批准金融企业进行改组改制、拟在境内（外）上市、以非货币性资产与外商合资合作或其他涉及国有资产产权比例变动经济行为事项时的审批文件，或财政部门依照本级人民政府审批文件出具的、同意金融企业开展相应资产评估事项的批准文件。

　　中央直接管理的金融企业需报送的经济行为批准文件，为国务院批准同意的重组改制等相关经济行为审批文件，或财政部根据国务院审批文件出具的、同意其开展相应资产评估事项的批准文件。

　　（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备案申请应报送的经济行为批准文件分为：

　　1.已经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济行为批准文件为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或按照股东（大）会、董事会对管理层的授权，由管理层在授权范围内，根据决策议事机制，对经济行为审议同意后形成的文件。对按规定需报财政部门批准的事项，经济行为批准文件为财政部门的审批文件。

　　2.尚未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根据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经济行为批准文件为财政部门的批复文件；或者按规定的内部决策议事机制，经总经理（行长、总裁、党委）办公会以及其他内部审核部门审议同意后形成的文件。

　　四、关于评估备案的管理权限问题

　　根据《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中央直接管理的金融企业需报财政部备案的资产评估项目包括：中央直接管理的金融企业资产评估项目；其一级子公司、省级分公司或分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办事处账面资产总额大于或者等于5000万元人民币的资产评估项目。

　　因开展信贷、担保等正常经营业务涉及抵（质）押资产、抵债资产、诉讼资产价值确认以及固定资产等非股权类资产收购处置的评估项目，备案工作由中央直接管理的金融企业负责。

　　五、关于核准（备案）申请的报送期限

　　根据《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中央直接管理的金融企业的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申请应在评估基准日起8个月内、相应经济行为实际发生前，向财政部提出；因经济行为文件未能批复等原因造成未在规定期限内报送申请的，应至少在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截止日之前20个工作日提出申请，逾期财政部不予受理。

　　根据《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中央直接管理的金融企业的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申请应在评估基准日起9个月内、相应经济行为实际发生前，向财政部提出。对经济行为已实际发生、相关交易手续已经完成的，财政部不予受理。

　　六、关于评估项目核准（备案）表的填报问题

　　金融企业应根据被评估企业的性质，选择资产评估项目核准（备案）表进行填报。其中，基金管理公司应填报《证券公司评估结果表》，金融控股公司等其他非银行、证券、保险、担保类企业应填报《其他企业类评估结果表》。资产评估项目核准（备案）表应采用A3纸张双面打印。　　

　　七、关于评估结论的使用问题

　　评估结论的使用必须与所对应的经济行为保持一致。在金融企业改制过程中，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评估结论仅适用于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不得用于引入战略投资者和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金融企业发生《办法》第七条所称同类型经济行为需要再次使用评估结论时，可不再申请备案，但应确认评估结论仍在有效使用期内，且与评估基准日时相比，未出现因资产状态、使用方式、市场环境以及评估假设等发生显著变化，导致资产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八、关于评估机构的选聘问题

　　金融企业选聘资产评估机构应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在相关选聘管理办法出台前，具体选聘和决策程序参照《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管理办法（试行）》（财金[2010]169号）有关规定执行。

　　拟选聘的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组织机构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并且执行有效；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国有资产评估的政策规定，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守执业准则和执业规范，近3年内没有违法、违规或行业自律惩戒记录；具有与评估对象相适应的资质条件、专业人员和专业特长；与资产评估委托方高管层无经济利益关系；未就同一经济行为向金融企业提供会计、审计及财务顾问服务等。

　　九、其他问题

　　《办法》和本通知的适用范围包括：占有国有资产的获得金融业务许可证的企业、金融控股公司、担保公司以及其他金融类企业。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含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所属企业，以及金融类企业依法投资于其他非金融类企业的，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比照《办法》和本通知执行。

　　省级财政部门可以依照《办法》和本通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财政部
二○一一年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