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中应如何保护父母缺失家庭中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


爱辉区人民法院 王丛斌

论文提要：适当照顾弱者，保障弱者生存，是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志和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法院作为代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司法机关必须维护权利的公正保护。未成年人作为社会的弱者，其民事权益更应当受到保护。本文从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如何保护父母缺失家庭中这类特殊的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的保护出发，分两个时间层次阐述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原则，并从财产、监护、抚养、探视、被探视以及损害赔偿等方面审理时应如何保护未成年人详细进行了阐述。正文共计5967字。

未成年人在社会中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是未成年人的保护伞，在破裂的家庭中由于缺失父母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监护不力，更有部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子女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致使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受抚养权、受教育权以及人身安全等民事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因此，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就成为全社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司法保护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之一。那么如何在民事审判工作中积极实践、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就是法院贯彻“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
一、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如何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离婚案件大多都涉及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父母双方离婚后，虽然其夫妻身份关系消除，但是他们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和身份关系仍然继续存在，对离婚案件中涉及到未成年人财产、抚养、监护、探视、被探视等权利争议时应坚持有利于未成年人生活、成长的原则判决。
1、关于未成年人财产的保护
我国对未成年人财产保护制度尚不完善，虽然在民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有体现，但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审判实务中，由于自由裁量过大，尺度不一，往往在根本上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无法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的财产是指不满18周岁的公民依法可以占有、使用、收益的财产，其财产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财产的权利主体是未成年人；二是未成年人取得财产的方式通常都是通过继承、受赠或中奖等方式获得，一般不是通过劳动所得；三是财产的所有与管理往往是分离的，通常由其父母代为管理。正是由于未成年人不具有独立管理财产的能力，因此，未成年人的财产多是与父母等家庭成员的财产混合在一起。夫妻双方离婚时，往往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利益，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经常忽略了未成年人的财产权，故在离婚案件中应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法官在办理离婚案件时，应明确家庭财产的种类、性质和范围，父母分割财产时不能侵犯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即父母不能协议处分应归未成年子女所有的财产，否则应承担返还或者赔偿的民事责任。在对夫妻共有的财产分割时，也应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为了更有利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应对抚养子女的一方予以倾斜和照顾。通过审判实践我们认为下列财产应认定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1）从有抚养义务的父母及亲属处获得的财产，即未成年人的衣、食、住等物质生活资料；（2）通过接受赠与而获得的财产，是指权利人将财产无偿地赠与未成年人，如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其他亲朋向未成年人赠与的礼品、金钱以及房产等；（3）通过发明、创作等活动所获得的财产权，未成年人从事智力成果的创作活动时，对其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歌、文章、绘画作品以及发明专利智力成果等所获得的报酬；（4）通过特殊技能而获得的财产，如从事运动员或者演员职业所获得的收入；（5）国家政策明文规定给予未成年人的财产，如国家对城市居民的生活补贴中明确规定补贴给未成年人的财产；（6）通过获奖而取得的财产，活动中的奖品、奖金应归属受到奖励的人；（7）通过继承遗产获得的财产，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在法定继承中，父或母死亡后，其子女无论是否成年，都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继承，未成年人还可以代位继承其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的遗产，同时未成年人还可以成为遗嘱继承人；（8）因人身伤害请求赔偿而获得的财产，当未成年人的身体受到伤害后，可请求赔偿因治疗伤害所需医疗费等费用。对于上述财产法院在判决其父母准予离婚时，应明确未成年子女跟随哪一方生活，并由这一方代为保管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
2、关于未成年人监护的问题
监护制度是对未成年人合法权利保护的重要保障，但我国法律对监护的规定十分原则、笼统，在实际中可操作性不强。父母离婚后，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共同监护，因此，法院应明确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应由单方行使，如需双方行使的可书面确认未履行好职责应负担的责任。同时在离婚时应由双方在指定监护中增加规定父母所在单位和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的先后顺序，以免发生两组织指定不一和相互推诿等情况。在父母双方均有监护能力和监护意愿的情况下可适用轮流监护模式，增加子女与父母双方沟通交流的机会，争取最佳监护效果。法院要进行监护职责教育，督促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忠实地履行管理职责。为了便于对监护人的监管。父母离婚后子女的监护权通常应由抚养子女的一方行使。　　
3、关于离婚时子女被抚养权利的保护
父母离婚时子女抚养问题是离婚案件中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子女的切身利益和健康成长。依据《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就子女抚养问题的原则是“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同时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十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作为准许变更抚养关系的条件。故在离婚案件中应征求十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意见，十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在子女抚养问题上的意见成了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保障子女权益的原则和双方具体情况依法处理。”该规定将“十周岁”的限制，改为“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这显然是一个进步，但没有具体明确“有表达意愿能力“的界限和尺度。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原意，结合《民法通则》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界限划分，为了更好地体现子女权益优先的原则，在离婚案件子女抚养问题以及相关的抚养权、探视权等案件中，应当将十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意见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加以考虑，不满十周岁但具有相应认知能力、辨别能力、表达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也应当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父母离婚时，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应给付抚养、教育等费用，获得抚养、教育费用是未成年子女基于身份而产生的财产权利。现行法律存在着抚养费给付标准不确定、给付方式不合理、给付期限不明确等不足，因物价和收入时不断不断变化的，因此认为应改变抚养费的固定数额制，代之以抚养费数额随父母的收入变化而变化的机制，收入较为固定的可按照月收入的一定百分比从其工资中扣除，收入不稳定的或具有隐形收入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结合父母的负担能力和抚养子女的数量考虑。对于有经济能力的父母应加大一次性给付的适用，避免子女的抚养费的不确定性，还可要求其支付子女上大学的费用等。同时，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必须严格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保护管理好归未成年人所有的财产，维护好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防止任何人侵犯。同时，抚养子女一方非因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不得对未成年子女所有的财产实施处分行为。依法应承担给付抚养费义务而不履行给付义务的父母，子女可依法行使诉讼权，请求法律保护，不履行给付义务情节恶劣，造成未成年子女身心损害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父母离婚时，父或母一方确无经济收入或者下落不明的，应当用其财物折抵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以利于未成年子女的成长。这些都需要审判人员在审理过程中认真考察案件的各种实际情况，妥当裁量，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4、关于子女被探视权的保护问题
探视权是基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所产生的权利，而被探视权是子女基于同父母的亲情关系而产生的权利。我国立法将探视权界定为一种单向性的权利，还应该承认未成年子女也享有对没有一起生活的父或母要求被探视的权利。探视权与被探视权的请求权实际上都是主张权，即只要当事人在离婚或变更抚养关系时不放弃，探视权就与直接抚养权同时成立，而被探视权因通常无诉求而常常被忽视。被探视权是子女的的权利，但它的行使必须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子女的学习成长。不能为了行使探视权，而忽视被探视者的权利，使子女在身心健康、生活、成长、学习方面受到影响。特别是在采取探望的时间和方式方面，要根据子女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如对哺乳期内的子女，就不应采取带走逗留，对上学的子女就应在其假期或休息日进行探望等。在保障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同时，也同时要保障探视权的行使，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不能以权利人的探望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为借口，侵犯权利人的探视权。只有采取互利原则，才能使各方的权利得以顺利行使。总之，离婚是公民行使婚姻自由权利的重要体现，有子女的夫妻离婚时，必须涉及到子女的抚养和探望与被探望的问题，任何一方都不能以禁止探视子女作为对对方的惩罚，伤害对方和子女的感情，侵犯对方和子女的合法权益。处理好离异家庭中的父母子女关系，不仅关系到孩子的健康成长，还关系到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建设，应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法官在办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加强对探视权的宣传，使探视权能与抚养权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也应当从子女的角度去思考其应被探视的权利。
二、诉讼中应如何保护离婚后或一方丧偶或无双亲的未成年人的权益
1、侵犯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保护
在现实的生活中，未成年人的财产经常受到侵害，包括作为父或母的法定监护人侵犯子女财产的情况也常有发生。尽管我国现行立法对未成年人的财产问题有所规定，但这些规定极为有限，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益。通常家庭保护是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关键环节,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很多未成年人处于监护缺失的状态，致使未成年人对其从监护人处合理获取或从其他途径合法取得的财产，难以得到尊重。未成年人财产权受侵犯现象大多源于家庭发生变故等原因，由于未成年人尚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对其财产权的维护需要国家、社会及家庭的特别关注。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不仅要以立法的形式，对其财产的范围、保护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更重要的是要转变观念，承认并尊重其与成年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样才能构建起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完整的法律体系。当父或母非为未成年子女利益无偿处分其财产时，因相对人取得利益并未支付对价，即使该处分行为无效，也不会对相对人产生太大的不利影响，法院应侧重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认定父母的处分行为无效；当父母非为未成年子女利益而有偿处分其财产时，由于相对人支付对价后才取得利益，如仍认为处分行为无效，势必给相对人带来不利，则法院应侧重保护交易安全，认定处分行为有效。因为是否“为子女利益”属家庭内部事务，外人难以知悉。因此，应明确规定父母基于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或教育的需要，可以处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达到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目的，对于侵犯未成年人的财产的父或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未成年人抚养费用的保护
离婚时确定的抚养费数额，在离婚后发生了变化，不能满足对未成年子女抚养和教育的需要，或者有其他特殊需要以及父母双方的经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可以依法予以变更，包括增加、减少或者免除抚养费。抚养费作为未成年人的经济来源和个人财产，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物质基础。在离异家庭或单亲家庭中，大多数离异父母能尽其所能为孩子提供稳定、相对充裕的物质来源，甚至一部分离异家庭能够得到亲属的经济帮助，这些都减少了离异家庭在经济方面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但经济问题确实是困扰许多离异家庭或单身家庭未成年人的重要问题。审判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按抚养费给付义务人月收入的20-30%确定抚养费给付标准。由于一些离异父母不能正确认识抚养费的性质，常因各种事由拒不支付抚养费，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同时，医疗费、教育费的畸高也难免给未成年人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在审理此类案件的中，应确立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合理确定抚养费给付标准。不仅要按比例判定抚养费，更需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加以合理判定。法院可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对方收入状况的相关证据。对收入无法查实人员，也不能免除其抚养费给付义务，应根据其年龄及健康状况判断其有无劳动能力，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其次除收入外，离异父母自身的财产，也应是其支付抚养费的来源和保证。部分离婚案件当事人虽收入不高，但有较多的个人财产或离婚后分得较多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确定抚养费金额时就不能仅考虑其收入状况，所有或分得的财产应作为其负担能力的重要判断标准。对于离婚以后的抚养案件，包括变更抚养关系、增加或减少抚育费、变更监护人等案件，法院除了坚持离婚案件中的处理原则外，还应积极探索日益增加的因教育费增加而请求变更抚育费的案件的处理原则，对此类案件要积极调解、化解分歧，对合理要求要坚决予以支持。
对于无双亲的未成年人应按照法律的规定来确定应对未成年人承担抚养责任的亲属，其中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抚养责任和兄、姊对未成年弟、妹的抚养责任。由于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是除父母与子女外的最近的直系血亲，本身就存在密切的感情和经济联系，在一定条件下要求其承担抚养义务是符合我国传统美德、道德观念和社会需要的。兄弟姐妹之间是最近的旁系血亲，他们长期生活在一个家庭之中，朝夕相处，有着深厚的感情，为了维护这种良好的家庭关系，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减轻社会负担，法律对此也做了相应的规定。
三、未成年人受损害赔偿的保护
学校、社会是未成年人在家庭之外的主要活动场所。未成年人在学校和社会上享有受教育、受管理和人身安全等多方面的权益。因为缺失家庭氛围，未成年人在生活中极易发生人身受伤害或伤害他人的情形。学校作为未成年人活动的重要场所应承担着相应的法律义务，如其不履行或履行不当，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未成年人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学校对其负有教育与管理义务，这种教育与管理义务不同于未成年人父母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义务，学校就其教育与管理义务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即在学校有过错时才承担责任。同时，在特定情况下学校也要承担对未成年人的部分或全部的监护职责。因此，在涉及学校的未成年人侵权或被侵权案件中，正确确定学校的责任性质十分重要。社会作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之一，在发生侵权行为时也应由侵权人承担相应责任，如未成年人就医时医院对其人身权、生命健康权的损害，以及未成年人在工作中发生事故受到伤害等，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从未成年人的角度重点保护其权益，对未成年人的损害赔偿案件，应强化监护单位责任，酌情判赔精神损失。
总之，法院要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司法保护，积极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纠纷案件，强化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加强诉讼指导和人文关怀，做好诉讼调解工作，坚持“少剥夺多给予”的原则，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学习权、发展权，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书目：
1、谢慧岚著：《离异家庭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司法保护》
2、张金龙 彭江民著：《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司法保护的若干问题》
3、单国军著：《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司法保护的几个问题》


国家版权局


关于办理安川公司投诉案的批复 国权办[2003]19号




国权办[2003]19号



上海市版权局：

《关于办理安川公司投诉案的请示》（沪权〔2003〕1号）文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关于软件销售人（发行者）在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及举证范围等问题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下称《软件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软件复制品的发行者不能证明其发行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是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发行者应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性规定，而不论发行的软件是存储在光盘上还是其他介质上。但是，由于发行不同于复制行为，发行者的举证责任通常也不同于复制者的责任，不应要求仅从事销售等发行行为的发行者也承担复制者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例如出示著作权授权合同的举证责任。发行者未参与软件复制，而仅从事发行的，其举证责任应当仅限于证明其发行的产品有合法的进货来源、合法的销售渠道，或者其他证明其交易合法的文件。但是，这种证据并不能证明发行的软件在复制过程中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因此，当发行的软件发生著作权纠纷时，发行者没有能力为软件的复制举证的，则应当停止发行；发行者希望继续发行的，应当由供货方证明其提供的产品是合法复制的。发行者既不证明复制行为的合法来源，又不停止发行的，则应当承担共同侵权的风险。

具体到本案，由于系争的软件是所售电机的组成部分，销售人（即发行者）的举证范围仅限于证明其销售的产品，即电机是否有合法来源。当投诉人对电机内的软件提出著作权主张，销售人如果希望继续销售装有系争软件的电机，则应提供证明该软件合法复制的证据。如果销售人既不通过软件制作者证明复制行为的合法性，又不停止销售，则应当承担与软件制作人的共同侵权风险。发行者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知道发行的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即无过错善意第三人），根据《软件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应当停止销售并销毁侵权复制品。如果停止销售并销毁侵权复制品给发行者造成重大损失，发行者可以向软件著作权人支付合理费用后继续销售。

二、关于如何认定侵权的问题

执法部门在认定某种行为是否侵权时，应将民法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和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及《软件条例》第二十八条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结合运用，即在实际操作中应由投诉人先举证，但这只是初步举证责任；在投诉人初步举证之后将举证责任转移到被投诉人，被投诉人负主要举证责任。这不仅是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也是WTO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和绝大部分国家著作权法的规定。

这一点在国际著作权条约和各国著作权法中的具体反映是“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人推定为作者”的原则性基本规定。其真正的意思是，通过署名推定作者只是一种初步证明，这种证明在有证据力更强的相反证据情况下是可以被推翻的。由于这是初步举证，因此法律不要求举证责任人提供过于复杂的证据，证据的简单甚至只要能证明其系“在作品上署名的人”即可。在实际操作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首先应由投诉人，通常是著作权人初步举证，即按照“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人推定为作者”的程序和程度举证；下一步的举证责任则应由被诉复制或者发行侵权制品的人承担。复制或者发行人能够举出反证且证据力强于投诉人的，举证责任再转移到投诉人。举证责任不断相互转移，直至出现最有力的证据。复制或者发行人不能举出相反证据的，则推定其负有侵权责任。

以上是确认权利人资格及推定是否侵权的一般原则。举证责任人是发行者的，也应适用该一般原则。但是如上所述，发行者通常不具备复制行为是否合法的举证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发行者希望继续发行的，应当要求供货方证明其提供的产品是合法复制的；发行者不向供货方提出举证要求，或者虽然提出举证要求，但是供货方拒绝举证或者提供不出更有力的证据的，只能推定发行的产品不具备合法来源，因此不得继续发行，否则发行者应承担共同侵权的风险。

具体到本案，发行者除适用上述原则外，还应考虑几点：第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于2002年11月5日就系争软件做出的鉴定已经超过初步证据的证据力。在此情况下，如果发行者提供不出任何证据，则更容易做出侵权推定。第二，由于供货方地处台湾，交通不便，可以适当放宽供货方的举证时间。但是，发行者不向供货方提出举证要求，或者虽然提出举证要求，但是供货方拒绝举证或者提供不出更有力的证据的，仍应推定发行的产品不具备合法来源。

三、其他问题

来文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一并答复如下：

（一）《软件条例》第三十条已经为无过错善意第三人做出规定，即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应当停止销售并销毁侵权复制品。这不仅是软件著作权纠纷，也是其他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著作权纠纷中无过错善意第三人的责任制度。鉴于著作权行政处罚的对象主要是故意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盗版分子，而不是无过错善意第三人，因此，被投诉人经调查属于无过错善意第三人的，通常不给予行政处罚。不给予行政处罚的，也应将不予处罚的决定通知投诉人。

（二）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为调查案件抽样取证的物品，证明属于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应当在做出行政处罚的同时予以没收并销毁；不予以行政处罚但是抽样取证的物品确实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可以单独予以没收并销毁；不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应当返还给被调查人。抽样取证物品的扣留期限应当适用行政处罚法和国家版权局颁布的《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谁先投诉谁有利”的问题，不应仅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首先，著作权行政处罚的范围主要是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等危害社会和国家利益的行为，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受理案件时并不仅从投诉人的著作权是否受到侵犯考虑，而主要从此种侵权行为是否损害公众、社会和国家利益出发。投诉人也不可能从案件的处理结果中得到类似损害赔偿的任何直接经济利益。其次，行政处罚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程序性规定使得投诉人的投诉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同时也赋予被投诉人相应的抗辩权利，基本保证了双方在行政管理部门的调查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再次，从知识产权发展的趋势看，不仅行政案件可能存在“谁先投诉谁有利”的现象，民事案件也在朝着这种趋势发展。TRIPS协议和不久前我国刚刚修订的著作权法以及《软件条例》都有诉前保全的规定，从传统的观点（例如我国著作权法修订前适用的程序性规定）看，这对于被告是不平等的。为什么TRIPS协议和包括我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要做这种规定，这是因为大多数侵犯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的行为已经跳出仅仅侵犯私权利的圈子，而进入侵害公权利的范畴。最后，由于著作权不同于传统的有形财产权，极易遭到他人的侵害，权利人发现的很可能仅占实际侵权的极少数，且权利人为投诉也要付出一定成本（例如本案的软件鉴定，等等），因此，不能只满足于表面的平等，而忽略实质上的不平等。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附件：上海市版权局《关于办理安川公司投诉案的请示》（沪权〔2003〕1号）





二OO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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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海市版权局《关于办理安川公司投诉案的请示》（沪权〔2003〕1号）



国家版权局：

2002年7月22日，我局收到《关于授权调查处理著作权涉外案件的函》（“国权办〔2002〕10号”）文和株式会社安川电机（以下简称安川公司）委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向我局递交的要求我局对上海某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的请求书及相关证据，指称该公司销售的变频调速器中的控制软件，以及与该变频调速器配套使用的《操作手册》、《产品目录》有部分图片资料侵犯了株式会社安川电机的著作权。8月6日我局正式立案调查，现就有关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我局执法人员于2002年8月15日对某公司在上海的经营场所进行了执法检查，检获了其用于销售的的变频调速器共9种，计67台，以及与该变频调速器配套使用的《操作手册》、《产品目录》计4600册。我局分别对上述9种变频调速器各一台和《操作手册》、《产品目录》各一册予以抽样取证。

经查，与该变频调速器配套使用的《操作手册》、《产品目录》同安川公司的产品介绍有38处图片资料相同；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今年11月5日作出的书面鉴定，该变频调速器与安川公司生产的变频调速器装置内所存目标程序完全相同；该公司是机电设备的销售商，其经销的标的是变频调速器而非其中的系争软件，该系列变频调速器亦非该公司生产；据安川公司和该公司称，此变频调速器的生产商是台湾地区的一家公司。

由于本案被投诉人不是涉嫌侵权复制软件的生产商，而生产商又是境外的公司，我局在调查处理中有若干问题难以把握，特请示如下：

一、关于被诉公司的举证责任。

系争的软件是嵌入在变频调速器的CPU中的一段控制程序，被诉公司作为变频调速器的销售商，对该程序是否侵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举证责任？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八条，软件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有责任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的授权，软件复制品的发行者、出租者有责任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本案中，被诉公司不是系争软件的制作者，对系争软件是否侵权复制品没有举证的责任，但作为变频调速器的销售商，他是否应该承担软件复制品的发行者的举证责任？如果要求他承担发行者的举证责任，他应该证明软件复制品的合法来源还是只需要证明所销售的变频调速器的合法来源？如果他能够证明变频调速器的合法来源，是否也就证明了软件复制品的合法来源？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公司是本案中的被投诉人，他有责任证明系争软件的合法来源。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公司作为变频调速器的经销商，他的举证责任应该到证明变频调速器的合法来源为止，《专利法》第六十三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本案系争软件是否侵权复制品的认定

如前所述，在本案中，系争的嵌入式程序是否侵权复制品，其举证责任应该由该变频调速器的制造商来承担，在行政调查的过程中，行政机关也可以依职权自行调查取证。根据鉴定报告，安川和台湾公司生产的变频调速器的CPU中的控制程序目标代码是相同的，现在安川公司向行政机关投诉对方的控制程序系侵权复制，但被投诉人对系争软件是否侵权复制品没有举证的责任，而有举证责任的台湾公司不是本案中的被投诉人。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投诉方和被投诉方不提出，行政机关也可以依职权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台湾公司进行调查，如果被调查者不在行政机关的管辖地域内，行政机关还可以委托被调查者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机关代为调查。但在本案中，由于台湾这家公司是境外的公司，行政机关无法对其进行调查，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能否直接认定台湾公司生产的变频调速器的CPU中的控制程序系侵权复制品？

本案如果是在司法审查的程序中，法院可以决定追加台湾公司为被告，要求安川公司和台湾公司就系争软件的版权权属进行举证，并根据经过责证的证据来认定台湾公司生产的变频调速器中的控制程序是否侵权复制品。而在行政调查的程序中，由于行政机关没有相应的程序性规范可以依据，既因为台湾公司在境外而无法对其进行调查，又难于在不对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进行调查的情形下仅根据两个CPU内的程序目标代码相同就认定某一方侵权，因为造成程序代码相同的原因不仅仅只有一种可能。

三、如果系争的控制程序被认定为侵权复制品，被诉公司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根据《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项，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向公众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在本案中，该公司销售的变频调速器中含有嵌入式程序，其销售变频调速器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销售软件？如果系争的控制程序被认定为侵权复制品，是否可以追究该公司发行侵权软件复制品的责任？我们在讨论中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如果系争的控制程序被认定为侵权复制品，可以适用《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项，被诉公司应该承担销售侵权软件的责任，行政机关可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这种意见的理由是：1、该控制程序对变频调速器的功能举足轻重，控制程序的优劣对变频调速器的价值影响巨大，如果没有控制程序，变频调速器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2、被诉公司在销售变频调速器的同时，事实上以出售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了软件的复制品，构成了销售软件的行为；3、《条例》第二十四条没有规定适用侵权责任的过错原则，即使该公司没有过错，不知道其销售的变频调速器中含有侵权的嵌入式软件，也应该承担销售侵权软件的责任，行政机关有权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讨论中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即使系争的控制程序被认定为侵权复制品，也难以适用《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项，被诉公司不应该承担销售侵权软件的责任。这种意见的理由是：1、被诉公司销售产品的标的是变频调速器而不是软件，把销售变频调速器的行为认定为销售软件的行为缺乏依据；2、如果因为所经销的产品中含有侵权的嵌入式软件就要承担销售侵权软件的责任，那么一旦某款电视机含有侵权的元器件，所有经销该款电视机的批发商、零售商如百货商店、大卖场等都将成为侵权者而承担民事、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交易的安全性将无法保障，洗衣机、空调机、摄像机等等几乎所有电器产品的经销商将无所适从；3、从软件推导到其他类别的作品，如果某报纸刊登了侵犯著作权的文章或图片，除了报社承担侵权复制的责任以外，销售该报纸的邮局、书报亭、报童等是否承担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行其作品的侵权责任？4、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软件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或者软件复制品的发行者、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在本案中，即使认定被诉公司销售变频调速器的行为构成了销售软件复制品，他也只需要证明其所销售的变频调速器的合法来源，换言之，如果该公司销售的变频调速器的来源合法，他就不承担侵权责任；5、如果系争的控制程序被认定为侵权复制品，该公司应该承担《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法律责任，停止销售含有该控制程序的变频调速器、消除侵权的控制程序。

四、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以《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为依据作出行政决定？

如果系争的控制程序被认定为侵权复制品，根据《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被诉公司至少应该承担停止销售含有该控制程序的变频调速器、消除侵权的控制程序的法律责任。那么，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依据该条的规定，对该公司作出责令停止销售的行政决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中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条例》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了软件复制品持有人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在本案中，停止销售含有侵权程序的变频调速器、销毁侵权复制品是被诉公司应该承担的法定责任和义务，版权行政管理部门作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主管机关，当然有权要求该公司履行法定义务，并作出相应的行政决定。另一种意见认为，《条例》第三十条是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当事人应该遵守，法院可以依据这条规定作出判决，但是行政机关无权以这条规定为依据作出行政决定，相同的情形是，行政机关无权以《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为依据作出行政决定，《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修改以后，行政机关也无权再以原《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为依据作出责令赔偿的行政决定。

本案的案情并不复杂，如果系争的软件是侵权复制品，则真正的侵权者应该是台湾那家公司，而不是被诉公司，投诉人安川公司应该向台湾公司提出交涉。如果安川公司以被诉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司法审查的程序中，上述大部分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现在安川公司选择以被诉公司为投诉对象向行政机关投诉，这是投诉人的权利，但因为行政调查程序和职权范围的限制，我局在本案中的调查难以继续进行，也难以作出行政决定。我们曾经考虑过几种处理方案：一、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被诉公司履行《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但应以认定系争软件是侵权复制品为前提。问题是，1、如前所述，我局难以直接认定系争软件是侵权复制品；2、这样的书面通知或其他形式的行政决定的效力有问题，如果行政机关以第三十条为依据作出行政决定以后相对人不执行，行政机关也无法申请强制执行并得到支持。二、召集安川公司和被诉公司调解纠纷。但投诉人安川公司不愿意调解，坚持要求我局对被诉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三、终止调查，建议投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除了上述几方面的问题以外，本案调查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对行政机关调查处理民事纠纷也有普遍意义，需要明确相应的程序规范：

1、如果需要委托权威机构进行鉴定，应该由谁提出委托鉴定的要求？鉴定费用应该由谁承担？在司法审查中，这不是问题。但在行政调查的程序中却缺少相应的程序规范，对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意见。意见一，可以参照司法程序的相应做法，鉴定费用应该由败诉方承担。意见二，投诉人指控对方的软件是侵权复制，有责任证明对方的软件与己方的软件相同，需要鉴定的，投诉人应该提出鉴定请求并负担鉴定费用。意见三，在行政调查中，行政机关有责任查明事实，对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向行政机关提交的证据，行政机关应该进行审查，审查过程中如果需要鉴定的，行政机关应该负责落实鉴定事项并承担费用。

2、在本案调查中，我局将被调查人被诉公司销售的九种型号的变频调速器各一台抽样取证，对这些变频调速器应该如何处理？

3、在调查过程中，在行政机关作出处理决定以前，被诉公司能否继续销售该变频调速器？凌阳公司对库存的该变频调速器应该如何处理？

4、在本案中，安川公司是投诉人，向行政机关投诉被诉公司销售的变频调速器含有侵权软件，行政机关受理以后对被投诉人进行调查。如果被诉公司或者台湾公司先于安川公司向行政机关投诉，那么被调查人就是安川公司。在行政程序中，投诉方占据明显的主动地位，这也是许多当事人选择行政救济途径的原因。问题是，如果纠纷双方谁能够占据主动地位仅仅取决于谁先投诉，这是不合理的，有必要制订相应的程序规范以平衡各方当事人在行政调查程序中的权利和义务，因为现行法律法规关于行政调查的程序主要是为调查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而设定的。

以上是我局在本案办理过程中难以把握的一些问题，特此报告，请给予指示。特别是关于本案被投诉人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侵权复制品的认定、销售的产品中含有侵权软件是否构成销售侵权软件、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依据《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作出行政决定等问题，对本案的办理十分关键，请指示。





上海市版权局

二○○三年一月十四日